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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是现代中国发展历程上重要的变革。这个曲折的过程是从晚清开始的,当时的语言状况,远比我们今天所论述的复杂。文言文的地位虽然没有动摇,但用于开化下层社会时,其有效性却开始被怀疑。理论上,北京官话、北京话和其他方言都属“白话”,但它们却义因为大变局的到来而具有新的功能和地位,开始在时人心目中,朦胧地具备了共同语的姿态。作为一种“通用语”,北京官话和北京话大量出现在报刊和童蒙读物,开始松动原有的语言层级,但又朱能立即横扫全国。在南方许多省份,这种通用语不及当地方言那么亲切和明白。晚清自由开放的语言状态,给大量粤语作品和书刊提供了写作、阅读和出版的空间。审视这些一直被学术界忽略的作品,有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清末启蒙运动的开展。
粤语被认为是吴语以外,最具写作潜力的方言。在北方的通用语不甚通行的广东,粤语成为开启民智的必备工具。为了达到启蒙的目的,报人志士的粤语作品与报刊、图像、演说等传播文明的利器结盟。新编的粤讴、南音、龙舟、粤剧班本在报刊上大量出现,有的则借用演说的形式,把文章写成一篇演讲稿。这些说唱和演讲首先发表于报刊上,作者一开始就有了修改、写定的空间,传播过程与传统的说唱文艺大不相同。严格来说,作者写的是“拟说唱”和“拟演说”,一方面期望它们被广泛传诵,另一方面为求能在纸面上感染读者,不但追求更生活化的语言风格,甚至比真正的演出更声情并茂。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些新编的说唱文艺冲破传统的框框,以宣传维新和革命、开启民智、批评时政为主要的题材,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以俗话启蒙的思潮还波及童蒙教科书的编写,当时南方的一些教育家选择浅近文言和方言作为学习初阶,因为它们比北方的通用语更有效。考察粤语教科书的编写策略,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近代教育家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下特殊的考量。
除了上述与说、唱关系密切的文体,清末的粤语作品还有包括粤语写作的格律诗,这种既雅又俗的诗体,不但用粤语押韵,更完全不避口头语,富有关怀现实、讽刺时弊的精神。谐文和文言短篇小说本是中国文人熟悉的文体,渗入粤语成份之后,产生有趣的化学变化,使谐文的讽刺效果更强,使小说的语言风格更丰富。传教士为当地百姓量身订做的传教读物,往往纯用粤语,形式另一种可堪玩味的翻译体粤语。由此可知,清末民初的粤语作品众体兼备,包括说唱、诗歌、谐文、小说等,充分表现粤语的弹性。
清末民初的粤语作品为方言和文学的关系提供新的研究维度。这些多姿多彩、活泼生动的作品,不但为转折时期的现代中国社会留下生动的写照,还使我们重新审视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时,方言的角色和作用。作为从民间的、口语的声音转化而来的文字,这个时期的粤语作品也逼使我们重新思考方言和文体的关系、雅俗语言之间的张力。
本文的导言和总论另设两章。导言的内容包括概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综述及各章内容,并分析粤语书写在晚清出现的原因;在总论部分,将总结清末民初粤语写作的特点、贡献和局限,并剖析其原因,展望方言写作的可能。论文主体的内容共分五章,以人物夹带文体(如粤讴、粤剧)或媒界(如报刊、教科书),形成五个主要的个案。第一章首先介绍晚清粤语书写的主要阵地:革命派报刊的情况,并以郑贯公、黄世仲的二人报刊和作品为中心,考察他们启蒙和非启蒙的粤语文章,如何改造传统文体和唱说文艺,并达到以诙谐作反抗的目的;第二章以廖恩焘为中心,揭示他的粤讴写作如何达致民歌和文人作品共融的境界,拜介绍粤语格律诗如何挑战传统诗体的写作:第三章以梁启超的粤剧剧本《班定远平西域》为起点,考察粤剧语言如何从桂林官话转向粤语;第四章以《俗话倾谈》和《天路历程》两部粤语小说为例,分析宣讲和传教的活动如何影响其叙述策略和文学色彩;第五章则介绍陈子褒编写的童蒙教科书,从他选择粤语作为教学工具的考量中,体味其用心和所承受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