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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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既是《通鉴》的核心部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北宋中后期史学家对唐史的又一次深刻总结。在编纂体例上，司马光及其助手既以编年为体，又善于抓历史大纲，对于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如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往往是以纵深的历史眼光，相对客观、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线索和脉络，寓“纪事本末”手法于编年之中，《目录》即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史料采撰上，《通鉴》参考两《唐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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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既是《通鉴》的核心部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北宋中后期史学家对唐史的又一次深刻总结。在编纂体例上，司马光及其助手既以编年为体，又善于抓历史大纲，对于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如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往往是以纵深的历史眼光，相对客观、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线索和脉络，寓“纪事本末”手法于编年之中，《目录》即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史料采撰上，《通鉴》参考两《唐书》，但不囿于两《唐书》，或删削正史，或改写正史，或补充正史，或考证其失，或存疑备考，对于野史小说，亦采取同样做法。在丰富和细化历史细节的同时，亦从实践层面回答了唐代刘知幾所提出的，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的时代课题，《唐纪》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因主要在此。在历史思想上，则善于通过“载言”与史论相结合的方式，指陈形势，评论人物、事件，鉴往以训今，述往以思来，史论中寄寓着其政论。如此，成功地将记史、考史与论史有机融为一体，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编纂的最高成就。
至于其在历史事实选择上的明显倾向性，要辨证地予以认识，一方面，司马光为突出“资治”的目的，为表达其历史观，在记事和材料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研究者需要辨别的;另一方面，这一“局限”主要是由传统史学“借事言理”的叙述模式所决定的，那些不具备说理论道价值的事件，自然被摒弃不录，这是传统史学的普遍特征，并非《通鉴》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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