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市的形态、功能、规模和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人口的比重都呈长期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近二百年来，这种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但是，对不同国家而言，城市化的速度以及城市化与其他关键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之间的关系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的结构体系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社会、文化及政策法律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的结构体系会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效率的发挥，不同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试图用政策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和结构，并以此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是一个存在典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化都是的工作重点之一。但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市化的战略重点等诸多方面没有统一的认识。这种混乱状况的不利影响反映在政策层面上就是有关城市化的重大政策可能不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利益。 为此，作者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作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城市化、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了有关城市化的政策体系框架。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1、建立了有关城市化的国际比较必须把握的原则，将城市化进程不健康的国家从比较对象中剔除，从而避免了比较的盲目性。通过国际比较，对现在流行的"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否定性的论据。通过国际比较指出了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偏差源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长期保持很高的投资率的影响; 2、在城市化、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建立了清晰的逻辑框架; 3、建立了一个包含集聚效应的总量生产函数模型。模型的分析表明，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分散的私人部门的最优城市规模小于社会最优的城市规模，通过对资本、劳动或产出进行补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得以增进; 4、将地租因素引入集聚效应的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并引申出重要的政策含义。通过特定的函数形式，比较利用集聚效应不同补贴方法的成本大小; 5、回顾了Sveikauskas(1975)、David Segal(1976)测度集聚效应的经典方法，指出了两种方法存在问题，并对两人的方法加以改进，运用于中国数据。对中国城市工业部门的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表明:对工业部门而言，部门经济性比城域经济性更加重要，从而间接地支持了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城市共同发展的观点。实证分析表明，第三产业存在明显的集聚效应，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城市规模影响很大。这说明在坚持城市体系均衡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大城市的作用; 6、在科学比较了有关城市化不同道路主张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在全面工业化的基础上，在经济发展带动下的城市化。这个过程应该由市场作用来主导，铺以必要的公共政策，实现城市体系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城市的发展采取鼓励态度; 7、指出了理论界对"城市经营"概念的种种误解以及随之而来实践中的错误做法，并就城市经营科学内涵的界定作出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