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两个问题在中国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与紧迫的问题，现有的文献已从各个角度去解释和分析了中国巨额的劳动力流动及持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包括教育、性别、家庭结构等。但是，从制度或政策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却不多见，虽然它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地经济学家所接受。目前，也有少量文献研究了政策的效果问题，但是仍然有很多理由认为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包括政策评价过程中估计的准确性、方法的采用甚至数据的质量等都有待提高。本文也将重点研究公共政策对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面，并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去系统研究户籍制度、社会网络、劳动力流动、收入不平等、贫困陷阱等问题，并使用严格的项目评价方法、合理的估计技术，从而更加严谨地评估公共政策对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第2章，评估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深入分析有偿退耕的补贴机制后，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去分析农户在土地、时间及现金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决策过程。通过这个模型，发现退耕还林政策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来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并促进劳动力的向外流动。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还使用2009年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该政策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纯影响。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退耕还林政策确实显著地改变了农户的成本收入比较，从而推动了他们的劳动力外出流动。从农户迁移决策来看，纵然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劳动力迁移网络等一系列因素，退耕还林政策仍然会使得农户外出的概率增加23％以上，而且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个体受到政策的影响会更大。 在第3章中，把视角转向收入不平等，并致力于分解户籍制度本身对收入产生的歧视性影响。为了克服个体户口类型的自选择和样本偏差问题，所以采用了一系列的方法来构造反事实，从而在拟实验环境下去估计城市户口的价值。在2007与2008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控制了可观测因素、随时间不变及随时间同步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户籍对个体收入的纯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户籍制度确实对农户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歧视性影响。平均来看，在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是农村户口，个体的收入将会减少3.5％。根据收入定义，这实际上是整体收入不平等中不可解释的部分，也即是纯粹的户口歧视所带来的收入变化。 在前面两章中，发现社会网络在公共政策、劳动力流动及收入不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迁移网络的人更有可能向外流动;同时，有较强社会网络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公共项目或者获得城市户口。 在第4章，专门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问题。通过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分解方法，估计了关系网的回报率，同时也分解了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在考虑关系网与收入水平相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关系网具有正向的收入回报率，并随着个体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因为这个原因，高收入人群更有可能（也有能力）去投资于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得到一个更高的回报率，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趋势。 总体来看，关系网络能够解释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11％，贡献程度列第4位，排在资产、家庭特征与村庄固定效应之后。同时，在高收入阶层，关系网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要远远高于它在低收入阶层的贡献。结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马太效应”。除此之外，关系网在东部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地方回报率也更高，这表明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能够很好地与市场化力量共融，所以说，它与市场化是一种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 最为重要的是，在分析过程中，还发现了两个互为加强的、最终会导致弱势群体陷入恶性循环的机制:户籍与关系网机制。在一个基于历史和家庭背景的户籍制度下，一些人生来就受到户口的歧视，从而无法获得好的教育、健康及社会投资，从而导致了低收入。而在起点不公平导致低收入的情况下，个体更无法竞争去投资获得强关系网络，从而又在工作搜寻、职业晋升等方面处于弱势，这也进一步固化了该个体的弱势状态，从而陷入一个新的恶性循环。所以，认为政府应制定政策以保证起点公平，让个体能接受好的教育、有一个基本的健康与生活保障，同时制定一些税收或再分配政策以促进收入的流动性，从而让弱势群体不会陷入贫困陷阱，并脱离收入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