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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状况的研究尚属相对的空白。本论文即以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为线索，首次对这一特殊时期中国的双向文学翻译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 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主要探究意识形态与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文革”语境中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影响渗透于翻译行为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翻译行为常常负载一定的政治使命，通过塑造符合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原语文化形象来达到为其服务的目的。“文革”期间，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决定作用和文学翻译的政治工具性都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二章为翻译主体研究。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重新选择译者;集体翻译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翻译方式，多数译作都是集体话语的产物;同时，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主体地位也更趋模糊化，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的翻译组织者（发起者）成为整个翻译过程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翻译主体的变化是“文革”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也是塑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原语文化形象的需要。 第三章是对该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状况的研究。“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主要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行为的目的简单化为对某些具体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充当目的语社会的参照。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这期间的外国文学译作有三种存在形式—公开译作、内部译作和潜在译作。三类泾渭分明的译作在目的语社会的不同范围内塑造出三种不同的异文化形象。本章即从这三个层面，并且从文本和副文本两个角度入手，探究各类译作在塑造异文化形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探讨该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状况。对外文学翻译是在异文化中塑造自我文化形象的手段之一。较长时间内，这种译出母语的翻译形式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尤其在“文革”时期，中国译者所从事的双向文学翻译达到了暂时的相对“平衡”的状态。在“文革”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外文学翻译进一步成为对外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其意图在于向外界展示新的自我文化形象。在所有外译作品中，本论文对毛泽东诗词、“样板戏”和浩然等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给予较多关注。本章最后还将论及外译作品在异文化中的接受情况。 通过从翻译主体到双向翻译行为对“文革”文学翻译现象的全面研究，可以对文学翻译行为的工具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是本论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双向文学翻译行为主要通过塑造符合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异文化形象和自我文化形象来达到服务本社会的目的。通过“文革”文学翻译这一极端的例子，还可以对文学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及文学翻译行为非文学性的一面有更清楚的认识。由于翻译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偏差，“文革”文学翻译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这一时期的翻译行为自有其价值和研究价值。“文革”时期的译作和译者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可忽视或过于低估，应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