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转基因生物(GMO)安全性的国际争论由来已久，其中不少事件已成为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研究案例。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应用迅速而广泛，但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争论的声音。这些争论多是源于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机构(Greenpeace China)的科学传播。 本文通过对雀巢转基因风波、转基因棉花事件和湖北转基因水稻事件三个具体的案例研究，来分析绿色和平的这些传播行为，看看其如何在政府、企业、科学家、媒体和公众这些科学传播主体之间博弈;并将这些传播行为作两个比较研究——与绿色和平境外行动的比较，与中国环保性非政府组织(NGO)的比较。 结论部分，本文就绿色和平应对转基因生物的科学传播活动作出总结:作为全球最大的环保性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中国延续了其一贯的独立性、科学性和专业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绿色和平没有坚持激进的“非暴力直接行动”，而是采取了“最温和的做事方式”:主动和政府部门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注重跨国公司的“舞台效应”;以科学研究为行动基础，提倡多元讨论;通过专业的传讯方式和媒体策略拓展自己的运作空间;努力赢得风险社会的公众信任，为行动奠定民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