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论文旨在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对在韩国古代文集中如何接受白居易诗文的课题进行考察及分析。
绪论首先分析白居易研究现状，以及由此而来的本论文选题思路。基于选题构思设定了以量化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研究中通过检索韩国的古典文献《韩国文集丛刊》、《韩国诗话丛编》、《东文选》和《朝鲜王朝实录》等，将有关白居易的文字列成表格([附录1])，以具体分析韩国文人接受白居易诗文的情况。
对于白居易诗歌何时传入韩国的问题因资料缺乏而一直没有定论，但中国学界向来有盲信白居易诗歌在其生前就已经传入韩国的观点。本论文第二章通过对与白居易生活时期大致一致的韩国统一新罗王朝文坛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包括白居易诗文版本考察、当时新罗文坛情况，以及宾贡诸子的在唐活动等，试图在最大程度上搜集到有关白居易传入韩国以及影响韩国文坛的相关资料及研究成果，以找到更切实的白诗传入韩国的证据。虽然结论依然无法指实，只能说白居易诗文传入韩国的时期更需进一步确证，但是本文的研究为探求其它可能性作了比较彻底的基础工作。
第三章主要分析高丽时期文人作品中接受的白居易诗文的情况。高丽时期文人接受白居易诗歌在文学样式上主要体现在“和白诗”和集句诗上。通过李奎报和林惟正为代表的和白诗和集句诗创作上，可以发现这些诗歌对白居易晚年作品借用较多。由这两大代表性诗歌样式可以看出，高丽时期诗坛对白居易诗的接受，主要在于其后期作品，从思想意趣来讲，即高丽文人将白居易诗歌当作乐天忘忧的消遣手段。
在第四章，笔者亲自搜集的和白诗、集句诗及“效乐天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朝鲜时期文人作品创作中的白居易诗文接受情况。在和白诗方面，朝鲜时期文人唱和的主要对象是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的作品；在和意倾向上，主要关注白诗的贬谪感受和老境闲适两个方面。朝鲜文人在和白诗创作上，对白居易讽谕诗类作品几乎没有兴趣，这一特征与高丽文人的和白诗创作相似。通过追溯文人所和的白居易原诗的详细考察发现，高丽时期文人所和自居易诗皆可找到对应的原作，但朝鲜时期的和白诗情况，据笔者目前统计范围内的数字表明，有约10％找不到对应的原作，可以推测，高丽时期文人和白诗创作中有可能存在将其它诗人作品误作白诗的情况。
高丽时期的集句诗对自居易诗句的采用主要集中于晚年作品，而朝鲜文人集句诗则对白居易各个阶段的诗歌都有所接受。朝鲜集句诗中采用的白居易诗句，共有二十八句，主要出自金时习、全克恒、尹善道、南龙翼、文声骏等五位文人的作品。此外，据本文考察，朝鲜时期还出现了深受白居易诗歌影响的新诗体——“效乐天体"。“效乐天体”主要模仿白居易《何处难忘酒》和闲适意趣，以拟作的方式在更深的程度上接近白居易诗歌之精神与形式。
第五章整理古代韩国文人作品里所反映的白居易形象，综观《韩国文集丛刊》及其他文献，白居易形象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安分知足形象；第二，左迁文人形象；第三，佛教信徒形象；第四，作为政治家的形象；第五有关养妓和修八节滩故事中的白居易形象。其结论为高丽朝鲜文人对白居易的认识大多持肯定的态度。第六章，分析在历代韩国人诗评资料——尤其是诗话、文集的书、跋、序中谈及白居易诗文的文字。对白居易诗文的评论情况可以大体划分为高丽时期和朝鲜时期。高丽时期文人将白诗的价值与意义定义为知识分子“乐天忘忧”的消遣手段，虽然有强调白诗社会功能的评论，但这并非高丽时期文人的普遍认识。进与高丽时期多认为白居易诗为“消遣手段"的评论相比，朝鲜时期对白居易诗的评论观点有了多样性，而且出现了新的评论形式——摘句法；在范围上也有所扩展，对白居易诗歌风格、《长恨歌》、《琵琶行》、白氏后期作品、讽谕诗均展开评论。
以上，以白居易诗文在韩国的接受情况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从高丽时期至朝鲜时期对白居易的接受、认识的发展和变化。当初笔者试图将韩中日三国的白居易接受现况作为研究对象，拟通过以日本白居易研究现状作参照，比较研究韩、日两国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进而建立“韩国白居易接受史”。但由于选题范围过于庞大，且本人的能力有限，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完成。本文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但在韩国对白居易接受的研究领域中，本文是最早网罗高丽、朝鲜时期的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