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增长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为经济增长是衡量一国福利好坏的最基本指标,发达国家希望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来获得持久繁荣,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各时期的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济高速增长,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11年471564亿元,以1978年为基期,中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约为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走的是一条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高增长率的“粗放型”增长道路,此种“粗放型”增长模式是有其历史原因——在经济发展初期能够利用低价格能源获得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优势,从而获得资本积累和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一次性能源的大量消耗,经济增长过程中耗费的能源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准煤发展到2011年348000万吨标准煤,年平均能源消费增长率约为6％。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由于能源相对充裕,因此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约束,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种约束日渐凸显,一方面,从近年国内情况来看,各地区普遍存在的“气荒”、“油荒”、“煤荒”和“电荒”等现象,此外在2009年我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成煤炭进口国,而我国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来都是以煤炭为主的结构,另一方面,从国际情况来看,随着2001年以来国际油价的快速上涨及由此导致的各类能源价格的全面上涨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形势都表明了我国经济源稀缺性程度正在随着经济增长的不断增长而提高。 伴随着能源稀缺程度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约束:能源供给(储量)和能源价格,其分别可以衡量能源的物理性稀缺和经济性稀缺。能源供应是否充足、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其人均资源储量大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以煤炭资源为例,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在保持世界上所有煤炭需求、产量以及消费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煤炭在119年后就会被耗竭,而对中国来说,煤炭储量可供中国使用38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3。此外近年来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能源需求基数,因此即使能源消费的小幅度增长也会引起能源消费绝对量较大增加。在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能源高消耗、低价格的增长方式不变的前提下,据估计到2015年我国需要消耗31亿吨煤,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65％。从现有的能源消耗速度来看,无论是未来的能源储量增加还是能源技术的进步,都无法打消人们对中国在迈向中等收人国家的进程中是否有价格合理并且供给充裕的能源的担忧。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工资成本很容易被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此外,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能源价格被人为压低,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影响。重工业在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使很多人意识到,低能源价格是能源过度消耗的主要原因。 能源稀缺程度的不断提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约束,并且由于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从1952年的51％、21％和28％变化到2011年10％、47％和43％,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国能源是否稀缺，什么因素影响了我国能源稀缺程度，是否是产业结构变化引起我国能源消费并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文章首先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衡量能源稀缺的物理性指标和经济性指标分析了我国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的稀缺性程度,结果表明相对于世界主要国家而言煤炭价格是相对较低的、原油价格基本持平,而天然气价格相对过高;然后在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煤炭、原油和天然气分别与世界主要国家煤炭、原油和天然气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结果发现我国煤炭和天然气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而原油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再次证实了我国一次性能源稀缺程度的可靠性;最后本文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把产业结构因素纳入到能源约束的模型中,用多重结构突变模型证明了在存在能源约束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及其变化是引起能源消费变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得出很多符合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