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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着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使得传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系统性研究了政府主导下，中国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和区位选择，拓展了以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视角，弥补了理论和实证上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从理论上，本文提出中国为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起关键性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更是造成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本文认为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的缺失是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将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纳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框架。 基于2000-2013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下两个大类问题: (1)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决定性因素分析。结合新-新贸易理论，研究了企业生产能力异质性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并又从经营能力异质性和融资能力异质性两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讨论。进一步考虑母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研究了政府主导下中国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投资主体“走出去”的决定性因素差异。 (2)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决策分析。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东道国制度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关系。并将东道国制度分解成合同制度与所有权制度，分析了东道国不同制度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关系。进一步研究了在政府主导作用下，母国制度和政策对东道国综合制度和不同制度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关系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企业自身优势（如企业生产能力、经营能力以及融资能力）以及东道国制度（包括综合制度和分解制度）依然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2)当企业处于生产能力次高级别或经营能力处于最高级别时，在同等条件下，国有企业“走出去”动力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明显不足;(3)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显著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从企业自身优势和东道国制度两方面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验证了在政府主导下，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国际化战略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理论上，本文提出中国为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起关键性作用，将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纳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框架。 (2)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微观数据集，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缺失和数据匹配不当等问题，为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普适性规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3)系统性地对政府主导下，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中国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机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①将母国制度因素引入新-新贸易理论中，从企业生产率、企业经营绩效与融资约束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企业异质性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②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综合微观企业、东道国以及母国三方面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机制。 ③将东道国制度分解，研究不同东道国制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影响，并且综合母国制度和政策因素，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