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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Shleifer等人(1996)在其著作《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曾提出政府的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概念,认为政府通常在国内经济市场运行良好和市场出现危机或失灵时分别扮演无为之手和扶持之手的角色,政府适时扮演这两种角色均为社会福利的增加提供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无论何时,倘若政府伸出其掠夺之手,遭殃的不仅仅是经济市场,整个国家和社会均有可能因被间接“掠夺”而遭遇灾难。事实上,政府通常同时扮演着这三种角色,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政府显现出的角色不尽相同,并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因而,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的研究,永远是一个复杂、有趣且在不断变化的课题。国外对政治联系(Political Connections)的研究起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拥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比没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在融资方面享有较高的便利性、拥有政治联系的公司更容易在政府分配资源或制定税收等政策时享受到好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无论是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如马来西亚,还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Roberts,1990; Fishman,2001：Adhikari等,2006；Charumilind等,2006；Mian和Khwajia,2006；Claessens等,2007)。纵观全球,政府是每一个公司运营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外部环境因素之一,这对那些在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运营的公司也同样适用。例如：政府掌握着税收、补贴等相关价格机制,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等方式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鼓励、限制、禁止企业在某些行业的进入,从而带来这些行业内企业行为的变化；政府有时还会通过宏观调控将企业拥有的资源用于实现政府自身的诸如GDP、就业率、居民收入等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目标。我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系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的经济角色逐渐从直接干预过渡到适时的宏观调控。虽然目前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主导趋势,但是公司的经营、战略决策仍然会因政府的行为变化而随时调整。导致麦克森罗宾逊药材公司倒闭的财务舞弊案(1938年)、轰动全球的水门事件中涉及的公司海外贿赂黑幕(1972年)以及牵累安达信的安然公司会计信息丑闻(2001年),每当轰动性的财务舞弊行为被揭露后,如何从公司内部及时规避潜在的财务、管理以及运营风险,从而提高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质量、使投资者利益得以维护,成了事后需要众人关注和反思的关键问题。得益于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地上升。而我国正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是铸就这些成果的重要保证因素之一。资本市场中公司披露的信息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因此高质量的信息在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的同时间接发挥了造福社会和国家的效用。因此,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对反思过去和创造未来,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在英美等资本市场发达国家被证明是有效的审计委员会制度旨在以公司内部的运营和管理情况为重要监督对象,同时为外部审计师进行独立审计提供相应支持,审计委员会作用于信息披露的源头,在信息披露的根源上下功夫从而发挥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信息不对称、协调代理冲突等公司治理功效。我国作为转型且高速发展的世界重要经济体,以国外财务舞弊丑闻的前车之鉴,学习国外公司治理的经验,引入了审计委员会制度(《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并随着经济发展和审计委员会制度的适用情况不断修改和完善(如《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纵观当前国内外对于政治联系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业绩水平、融资便利性和税赋水平等的影响研究,较少有研究关注政治联系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从会计学研究视角出发,在初步探究我国经济制度背景下政治联系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政治联系、审计委员会特征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从新的视角为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完善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提供有用的建议。本文将借鉴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基于对政治联系、审计委员会和信息披露质量三方面研究的理论分析,首先分别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委员会特征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我国审计委员会在政治联系这一特定环境中是否仍能发挥其公司治理职能,具体考察审计委员会的特征(独立性、专业性和活跃性)发挥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效果,以及政治联系对审计委员会特征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从而为如何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建设具有更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审计委员会制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共七章,各部分与对应章节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绪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研究的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就全文的立意、全篇布局进行介绍和阐述。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就政治联系与信息披露质量、审计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两方面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第三章为理论分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就政治联系、审计委员会和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为下文假设的提出提供理论基础。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为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为全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数据的来源、样本的选取、研究变量的定义、研究模型的建立以及实证结果分析。该部分内容基于理论分析先后提出3个研究假设,利用计量经济学中有关理论建立起检验假设的实证分析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最终通过STATA软件实现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得出实证分析结果。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本章首先对前面第四章至第六章实证模型分析的结果加以归纳和总结,就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政策层面的研究并提出建议,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通过对政治联系与审计委员会特征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政治联系与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政治联系与审计委员会专业性显著负相关；政治联系与审计委员会活跃性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说明相对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其审计委员会有较高的独立性,但其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活跃性较低。进一步研究政治联系、审计委员会特征和信息披露质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后发现,政治联系弱化了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和独立性对信息披露质量正的影响,但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和独立性仍起到了一定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即在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中审计委员会虽受到了干扰但仍然能发挥一定的公司治理功能。说明我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实施较好地保证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本文同时还得到以下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研究结果：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越高,越能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要求。审计委员会的活跃性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本文的主要贡献：首先,本文以公司政治联系这一视角为研究切入点,丰富了我国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是首次将政治联系、审计委员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纳入一个研究框架的文献,对于深刻理解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挖掘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可行思路。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为如何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建设具有更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审计委员会制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文的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由于本文是利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权威信息披露评级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所以选择的样本公司均只来源于深交所上市公司。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考虑寻找更有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从而兼顾来源于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上市公司。本文沿用普遍做法,用董事会开会次数来替代审计委员会的开会次数作为研究活跃性变量,这种方法可能欠妥。此外,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审计委员会话题时可对审计委员会专业性这一变量的设定标准做进一步完善。本文仅简单用高管是否具有政府背景来衡量一个公司是否为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即借鉴众多学者的做法,以公务员、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为高管政治联系的标志。理论上,对公司政治联系的研究可以从政治联系范围的拓展和政治联系类别的划分两个角度来进一步深化。范围方面,可借鉴Faccio(2006)的思路,将大股东纳入政治联系的考察范围,甚至可以考虑将公司高管和大股东的直系亲属或亲密朋友等是否具有政治联系作为公司间接具有政治联系的界定标准。国外学者的研究通常采用这种涵盖面较大的政治联系界定方法。类别进一步划分方面,可根据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高管的任职级别的不同对政治联系这一变量进行不同的赋值处理；或根据高管具体是公务员、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将研究样本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又或者将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以其控股股东的性质(中央、地方或国资委)进行进一步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