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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象为社会各界所公认，但是对于导致供给不足原因的分析，不同研究者角度迥异。既有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视角：一个是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本身的分析；另一个是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分析。前一类研究通常从城乡“二元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长期以来的“以农补工”制度等方面寻找原因：后一类研究从乡村治理体制自身去寻找原因，因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有着深刻的依赖性。
在我国总体上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能力，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的使命基本完成的背景下，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提出，国家正在采取有力措施逐步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问题，因此，乡村治理体制本身的原因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对第二种视角进行延伸，本文提出只有建立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提高乡村基层组织治理绩效，才能更多更好地为农民提供公共物品。
本文正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模式及公共物品供给。这一部分具体分析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过程；压力型体制下这种乡村治理模式所呈现的特征：压力型乡村治理模式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内在原因。我们认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模式本身就构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障碍，要想有效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改变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绩效型的乡村治理模式。
第二部分，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建立的有利环境和基础。将绩效管理理念应用在乡村治理，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和基础。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恰恰为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环境和基础。要想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恢宏目标，必须改变现有乡村治理模式，构建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成为必要；要钱(征税)、要粮(收粮)、要命(搞计划生育工作)三大任务的解除或者压力减轻，使乡村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增大，为其转变职能提供了可能，也为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提供了组织基础：国家财政资金开始向农村倾斜，为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构建提供了财政基础。
第三部分，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乡村基层组织新绩效目标的设定，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绩效管理制度基础的健全，有效的激励制度，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共治体制的构建等五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