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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作为符合WTO公平贸易原则的贸易政策措施，被世界各国频繁地用于保护本国国内产业。中国自1997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并于同年对原产于加拿大、美国、韩国的新闻纸发起首例反倾销调查。迄今为止，中国已陆续发起对外反倾销调查累计达近百例，产品涉及化学、电子、冶金、造纸、纺织、医药和轻工业等多个行业。通过征收反倾销税，保护本国国内产业，在经济逻辑上有其合理性，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反倾销税的征收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却会由于推高市场价格而损害国内消费者的利益。那么，由征收反倾销税带来的税收收入以及国内产业利润的提升，是否足以弥补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呢？这就需要从公共利益出发，基于整体的社会福利，考虑反倾销税的适度征收问题。 第二章以厂商决策顺序为切入点，构建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反倾销税率。通过比较分析，考察每一情境下最优反倾销税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1)反倾销税具有正的产业救济效应和负的贸易破坏效应，最优反倾销税严格为正且与市场容量正相关、外国厂商边际成本负相关;(2)当外国厂商具备成本优势，相较斯塔克尔伯格竞争，古诺竞争下应征收更高的反倾销税;(3)当两厂商进行古诺竞争时，本国厂商边际成本不影响最优反倾销税率;当本国厂商为斯塔克尔伯格竞争的领导者时，最优反倾销税率与本国厂商边际成本正相关;当本国厂商为斯塔克尔伯格竞争的追随者时，最优反倾销税率与本国厂商边际成本负相关。本章一方面验证了反倾销税的产业救济效应和贸易保护效应、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市场容量和外国厂商边际成本对最优反倾销税的影响，在差异情境中表现出稳健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本国厂商边际成本对最优反倾销税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基于厂商决策顺序所进行的最优反倾销税的比较分析，还可以帮助政策实施者根据厂商进入市场的时序不同灵活调整反倾销税率水平。 第三章构建三厂商反倾销税模型，基于本国厂商、倾销厂商、其它外国厂商三者不同决策顺序的差异情境，翔实考察贸易转移效应下最优反倾销税的决定问题。研究发现:(1)反倾销税具有正的产业救济效应、负的贸易破坏效应和正的贸易转移效应。(2)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难以判断，但若三厂商拥有对称的边际成本或者征税前其它外国厂商的产量水平低于本国厂商或倾销厂商，则最优反倾销税严格为正。(3)贸易转移效应的强弱与最优反倾销税的高低不存在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4)当三厂商同时决策时，最优反倾销税最高;当其它外国厂商先决策、倾销厂商再决策、本国厂商最后决策时，最优反倾销税最低。(5)最优反倾销税与市场容量正相关、倾销厂商边际成本负相关、其它外国厂商边际成本正相关，但与本国厂商边际成本的关系并不确定。与第二章所构建的两厂商模型不同，如果不再额外施加假设条件，在考虑贸易转移效应的三厂商模型中，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难以判断。这表明，一旦国内市场上存在倾销厂商以外的其它外国厂商，则征收反倾销税不再成为必然的最优选择，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或许应该选择不征税。倘若忽视反倾销税在相应市场上可能的贸易转移效应，简单套用两厂商模型的结论，可能会步入盲目征税的政策误区。那么，在怎样的市场条件下适宜征收反倾销税呢？本章给出了两个不同的充分条件，并在厂商决策顺序的差异情境下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其所蕴含的基本决策原则是:若对本国厂商面临的较强竞争对手征收反倾销税，则能够提高社会福利;但若对本国厂商面临的较弱竞争对手征收反倾销税，则可能反而降低社会福利。该结论能够为存在贸易转移效应的倾销市场上反倾销税的征收问题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和借鉴。 第四章引入厂商参与约束，拓展Brander and Spencer(1984)的研究框架，构建厂商参与约束下确定最优战略性进口关税的一般框架，并以线性需求为例，提供求解最优关税的可行步骤。研究表明:基于厂商参与约束，在不同的参数区间下，最优关税下的市场结构可能呈现寡头、国内厂商垄断及国外厂商垄断三种不同模式。若厂商的固定成本为零，厂商参与约束并不影响最优关税的具体数值;但就厂商固定成本非负的一般情形，最优关税的具体数值将随参数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章的研究结论提醒政策实施者注意，尽管厂商参与约束不会改变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但它却会对最优反倾销税的具体数值产生重要影响。特别地，实践中需要切实考虑反倾销税的征收所导致的倾销厂商退出市场或者作为潜在进入者的本国厂商进入市场的可能情形。在某一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国内厂商和国外厂商的固定成本通常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会受到一系列产业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先通过政策法规影响两厂商的固定成本，再采取反倾销措施并制定相应的税率水平，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 第五章以常弹性需求为例，考察当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进行（可能的）古诺竞争时，最优关税的决定问题。研究表明:(1)尽管常弹性需求满足贸易条件收益，但低关税不一定会提高社会福利。(2)就常弹性需求，最优关税的符号并不能仅由需求函数单独决定，边际成本对最优关税的决定有重要影响。(3)如果在自由贸易下，本国企业能够同外国企业进行古诺竞争，且相对外国企业，本国企业缺乏明显的成本优势，则低关税提高社会福利，最优关税为正;反之，若本国企业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则低关税降低社会福利，自由贸易是最优选择。(4)如果在自由贸易下，外国企业的进入将使得本国企业退出市场，则低关税会降低社会福利。此时，相对外国企业，若本国企业的成本劣势并不严重，则应适当征税以使得本国企业进入市场;反之，若本国企业的成本劣势严重，则应选择自由贸易并由外国企业垄断市场。由于“战略替代”的假设不被满足，就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得到了与第二章迥异的研究结论。在第二章所讨论的线性需求函数下，如果不考虑贸易转移效应，两厂商模型始终能够求解出严格为正的最优反倾销税率;但在本章所讨论的常弹性需求函数下，即使不考虑贸易转移效应，两厂商模型中最优反倾销税的符号仍然不能简单确定。这就提醒政策实施者注意，即使所要征税的市场上并不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征收反倾销税仍然不见得是必然的最优选择，此时尚需根据市场需求以及厂商成本函数信息做出综合判断。对本国厂商作为潜在进入者情形的考察，提醒政策实施者注意，如果通过适当征税能够打破外国厂商垄断本国市场的格局，使得本国厂商进入市场，则可能带来福利改进;但是，如果维持本国厂商生产所需要的反倾销税水平太高，以至于其产生的扭曲已经不足以弥补其收益，则反而不如选择自由贸易并由外国厂商垄断市场。 根据WTO反倾销守则，发起反倾销调查需由国内代表产业提出申请，且所有支持者的总产量超过反对者的总产量并达到国内产业总产量的25％。第六章基于“申请制”规则构建反倾销税的动态博弈模型，探讨“申请制”是否会抑制反倾销措施的实施。研究表明:就竞争性的国内产业，若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高于国外厂商，则“申请制”确会抑制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但若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或低于国外厂商，则“申请制”并不会抑制竞争性产业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尽管反倾销措施存在被滥用的倾向，但上述研究结论却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就国内竞争性产业的保护而言，反倾销措施仍存在缺位。即便倾销行为确已对相关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且反倾销税的适度征收符合公共利益原则，WTO反倾销守则“申请制”的规定将使得竞争性产业往往无法提出有效的反倾销申请，从而无法启动反倾销调查。同时，“申请制”的规定使得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更容易提出反倾销申请，而这样的行业恰恰更易形成利益集团，并具备足够的游说政府部门的力量，从而使得反倾销税的征收更多地向单纯的行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倾斜。由此可见，“申请制”的规定不仅可能抑制竞争性产业反倾销措施的实施，而且加剧了反倾销税片面考虑国内产业的倾向，从而与反倾销税应符合的公共利益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本文认为，重构“申请制”的相关规定，当是未来修订WTO反倾销守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WTO反倾销守则暂未被修订的当下，则应由行业协会牵头协调竞争性产业的反倾销申请，降低协调成本，消除“搭便车”心态，有效地促成竞争性产业反倾销措施的实施。 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不同的局限条件，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征收怎样水平的反倾销税，的确有非常重要的区别。本文理论研究的成果，相信能够为反倾销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也殷切地希望政策实施者能够参考本文的研究结论，根据市场环境特征的不同，灵活采取反倾销措施，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