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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扛鼎之作《金锁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受到傅雷、苏青、夏志清等文学大家追捧。张爱玲先后对该作品进行四次改写和翻译,这足以说明张对于该作品的喜爱。在中国,自译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复翻译和改写的现象却鲜少出现。因此,对张爱玲《金锁记》的自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译者,由于作者和译者身份合一的特性,一直被视为“最合适的翻译者”。然而,自译是否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一种纯粹的语码转换活动,并且不受一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本论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阐释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进入现代阐释学阶段,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以效果历史为核心的阐释学概念。该观点认为,任何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历史地存在,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互相交流,没有明确界限的统一体。解释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时空差异使得视域融合成为必要,视域融合的过程即是效果历史发生作用的过程。因此,一切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效果历史”的影响。自译者无需进行作者和译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这使得“准确解释”成为可能。然而,自译活动也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进行,不可避免地受到“效果历史”的影响。The Golden Cangue是《金锁记》最严格意义上的译本,该译本是张爱玲于1971年在美国生活时完成的,原著则是她在上海时创作的,这中间间隔28年。因此,张爱玲创作《金锁记》的中英文版本时,她所在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换言之,历史的变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对张爱玲的自译活动产生影响。通过对The Golden Cangue中翻译案例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策略大致具有四个倾向:一、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期待视野;二、异化具有文化色彩的表达;三、在文化和意义传递中寻求平衡;四、与原文本保持一致。从本文可以发现,这些翻译手法的选择正是“效果历史”作用的结果。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一方面,近年来,翻译理论家创造性地提出应该由文学家翻译文学作品,即由小说家翻译小说,诗人翻译诗歌。得益于自译者对原文本的深入理解,这一提议在文学自译中更显优势。所以,文学自译应该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从张爱玲在不同历史阶段对《金锁记》的反复自译,以及各译本之间截然不同的历史作用,可以看出自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文学自译要顺应历史发展,符合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