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源分配决策与人力资本形成

• 作 者: 李长洪
• 出 处: 厦门大学
• 发表日期: 2020年01期

人力资本高低不仅影响着个人的收入和幸福感,也关系着一国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个体获得多少人力资本（教育和能力）与家庭的资源分配决策息息相关。本文围绕“家庭资源分配决策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这一主题,对以下三个问题展开研究。首先,以教育供给方的特征变动为切入点,讨论家庭资源分配决策会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第一个问题）;其次,在Becker and Lewis（1973）的Quantity-Quality理论基础上,讨论家庭资源分配决策影响个体人力资本,可能产生的外部性（第二个问题）;最后,基于“班级”社交网络视角,讨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影响（第三个问题）。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发现概括如下: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以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发现:“高校扩招”会显著扩大“有异性同胞”男女高中教育获得的差距。即便进行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校正“高校扩招”前后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以及考虑同期政策的干扰之后,结论不变。结合理论模型和其他实证结果:女性的初中学业成绩优于男性,以及“有异性同胞”女性个体获得高中教育的比例在“高校扩招”后呈上升趋势,发现父母的“重男轻女”观念是导致“高校扩招”扩大“有异性同胞”男女高中教育获得差距的重要原因。最后,为了提供相关佐证,将所有户口城市划分为两组:“重男轻女”观念较强的户口城市（如果男女性别比大于1.07）和“重男轻女”观念较弱的户口城市（如果男女性别比不大于1.07）,分样本回归发现:“高校扩招”扩大“有异性同胞”男女高中教育获得差距的结果仅在“重男轻女”观念较强的户口城市中显著存在,而在“重男轻女”观念较弱的户口城市则呈不显著影响。接着,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将外部性因素植入至Becker and Lewis（1973）的Quantity-Quality理论中,并利用中国1979年“一孩政策”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实证研究家庭内部小孩数量与质量的权衡经济决策所引致的外部性,会如何影响个体的高中教育获得概率。传统的Quantity-Quality理论只关注家庭内部的经济决策,然而,整个社会所有家庭的集体决策则会通过外部数量和外部质量渠道对个体的教育获得产生反馈效应,继而影响总教育产出。理论模型结果显示:父母生育成本上升会降低生育小孩的数量,但对小孩质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价格效应”和“分配收入效应”的相对大小。进一步,在同质性家庭假设下,分析发现父母生育成本上升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外部数量”渠道,且其影响方向是正的。实证上,使用2000年和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实证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预期结论:父母生育成本上升会显著提高个体获得高中教育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可由“外部数量”渠道所解释。即便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法校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之后,结论不变。最后,为了检验第三个问题,关注班级内学生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外部性影响。考虑到:情绪特征是衡量个体非认知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以负向情绪为例,实证研究班级内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外部性影响。利用2013-2014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以学生多项短期情绪值衡量学生负向情绪,研究发现:班级内学生间的负向情绪传染现象显著存在。即便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不变。此外,还发现班级内学生间的负向情绪传染对社交频繁度高的学生和女性学生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