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通过网络发表观点、阐述意见已经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首选方式。然而，由于网络具有身份虚拟、高速联通等特性，网民群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极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面对网络公共事件，很多网民不满足于单纯的言论表达，在过激情绪的引导下自发地开展网上或现实行动，从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从早年的“瓮安事件”、“茂名PX事件”、“周久耕事件”到近年的“长生疫苗事件”、“雪乡事件”、“红黄蓝幼儿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通过网络发表观点、阐述意见已经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首选方式。然而，由于网络具有身份虚拟、高速联通等特性，网民群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极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面对网络公共事件，很多网民不满足于单纯的言论表达，在过激情绪的引导下自发地开展网上或现实行动，从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从早年的“瓮安事件”、“茂名PX事件”、“周久耕事件”到近年的“长生疫苗事件”、“雪乡事件”、“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国相继出现了大量网络群体性事件。此类事件的出现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更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极大冲击。然而危险与机遇并存，政府如能抓住机会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治理，不仅可以清除社会积弊，更能有效地维护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因此，加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研究势在必行。
当前，国内学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演进全周期的整体性把握。为了深化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系统性认知，提升政府对其的治理能力，本文选取发生于2017年末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作为分析案例，通过对该案例的深入剖析，获悉网络群体性事件完整的演进脉络。研究发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在真正成为危机之前还存在三种中继形态，分别为网络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为了找出每一阶段的针对性治理对策，本文选取罗伯特·希斯的4R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缩减、预备、反应直到恢复的整个治理周期出发，找出政府在不同阶段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对策，从而为政府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一套系统化的治理方案。
其他文献
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大数据这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政府治理，特别在现代化城市管理的进程中，智慧城市的发展引起了城市数字化的一次变革。贵阳市观山湖区抓住大数据产业兴起这一时机，探索其在基层小区政用、民用、社用的发展，进一步提升贵阳市数字治理能力和水平。 数智小区作为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是贵阳市将数字信息技术与小区治理有机结合而提出的提升基层服务治理水平的重点项目，是一次社会治理创新尝试。中国将数
伴随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及大数据的运用越发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也在发生巨大改变。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舆论传播方式不断颠覆人们的生活和认知，其也对传统纸质和电视媒体行业产生了巨大冲击。针对上述变化，党和国家认识到传统媒体改革及建立媒体融合的重要性，尤其要做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彰显其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区域信息枢纽的三大功能。鉴于此，本文拟从政策创新及扩散的理论角度分析建设县级融媒
贵阳市是西南地区一个快速发展、着力实现后发高超的三线城市，南明区作为贵阳市的中心城区之一，承担着经济、社会等方面转型发展的重任。而中心城区的外来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失业人数也在攀升，大量的农民工及城镇失业者为解决生存问题，被迫进入“准入门槛不高、风险系数较低、收益见效快”的摊贩行业。对待规模庞大的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城管的一线执法人员却存在执法不规范、执法不公正、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损害了公民的利益和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的大量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出现了城镇“进城潮”和农村的“空巢化”，很多传统村因此迅速衰落，其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危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既势在必行，又刻不容缓。 贵州省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传统村落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地区。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分析黔东南州
城市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发展情况和发展水平。城市社区是城市组织管理中的最小单位，对于推动城市的有效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了城市治理的实际责任。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区地位日益突出，其治理的有效性也日益凸显。社区治理中政府能否识别居民的需求，充分发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成效。但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存在着参与主体
政策试点是中国治理实践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这种基于“试验”理念的政策制定机制,对控制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成功率非常有利。该机制在经济领域等方面改革成效显著，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治理方面却成效一般。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于2000年开始推行，2017年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继续以试点形式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这说明历行17年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并未取得预期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近年来受经济下行、产业结构升级、家庭羁绊、城市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身体健康状况变差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龄农民工不得不走上回流之路。回流的大龄农民工仍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问题，包括回流就业难度大、回流就业质量差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公众参与政务的意识和能力都获得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政府进行政务传播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为顺应互联网发展的趋势，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政务号，通过发布政务短视频，进行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形象展示及政务服务工作，政务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机构进行公共服务和政民互动的新方式。公众通过观看和互动（点赞、评论和转发）积极参与到政务短视频中，实现政民之间良好
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的基础治理单元，在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的过程中，一系列复杂的城市问题不可避免的下沉与汇集到社区，城市空间的垂直压缩、商品房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社区居民的异质化与原子化，对于社区的“脱域”认同将社区居民逐渐从社区自治中抽离出来，社区共同体对于社区居民的重要性不断被弱化，如何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命题之一，考验着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智慧。 基于此，诸多
评估政府预算绩效是财政监督的关键环节，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解决在推进预算绩效评估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行政能力有限性问题，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评估。但当前评估结果常常得不到重视和应用，主要原因是政府参评部门面临着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的制约，不具备有效采纳第三方评估结果的约束条件。本文通过剖析在通常模式下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预算绩效评估的案例细节，基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