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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15年至1234年间，女真统治者雄踞中原，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崇儒重道，以儒治国，不仅借辽、北宋儒士创立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还培养出大批本土儒学人才，推动了有金一代儒学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对金代儒学的研究较为薄弱，不仅缺少对儒学文献的专项梳理，其思想内容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虽然这一时期的儒学无法与南宋儒学相提并论，但它确实完成了北方学术上承于宋，下启于元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与南方儒学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本文从文献的角度出发，旨在考察金代儒学文献及其儒学思想文化状况，强调金代儒学的因革，希望能够弥补金代儒学思想研究领域内缺少文献支撑的不足。论文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金三个时期的儒学文献状况进行梳理，归纳每个时期的儒学发展及其思想特点;其二是从金代儒学的传承、金代的礼制、金代的三教合一思潮、金代儒学的传播、金代儒学文献的翻译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儒学的时代特色进行理论总结。 基于对金“借才异代”、“制度化”、“学术化”三个时期儒学文献的整理，论文主要着眼于论述金代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看，金代的儒学文献集中诞生于制度化、学术化时期，总体数量不多，少有存世。金代儒学文献的内容偏好于《四书》、《春秋》、《易》、《小学》类经学文献，缺乏对《诗》、《三礼》、《尚书》的专门研究，其研究类型涵盖了儒经部、论部及史部，较为全面。金代儒学文献并非一片空白，仍有几部具有代表意义的著述产生。从儒学文献所表达的思想精神来看，金儒注重传承，却不乏变革。他们受汉唐乃至北宋学术影响较为深远，并直接与南宋理学进行对话。以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为代表的金代儒学知识分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思想取向和特点。他们有的秉承韩愈、二程道统，标榜醇儒;有的讲求名物训诂，舍传求经;有的热衷于形而上的理性探讨，倡导“三圣人同归一道”，释氏为大。他们既尊崇两宋儒学，又在其基础上结合女真民族、北方文化的实际情况有所变革。 金代儒学在整个儒学思想发展史上，虽然谈不上特别辉煌，但确实承担了传承北方学术思想文化的重任。对于有金一代来说，金不因儒而亡，却曾因儒而兴。儒学思想熏陶下的金代臣民大多忧国忧民，尽忠尽孝;儒学思想影响下的金代文学、宗教、医学，均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女真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中原汉族文化的强烈冲击，但金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却不能归咎于金代儒学文化的发展，相反，它促使女真民族统治下的金王朝加快了迈向文明的步伐。对于蒙古民族统治下的元代来说，金代儒学文化的发展、崇儒重道国策的成功实施，为元代缓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发展，走向全国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金末儒学思想的繁荣，促进了南北儒学的交融，为元初培育了不少异代儒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跻身于元统治集团，左右着元初君主的政策方向。因而，金代儒学的价值不容忽视，金代儒学的地位，应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