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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逐渐摆脱土地束缚，开始涌入城市谋生。为了降低风险性，农民往往借助亲戚、邻里等强关系寻求工作机会。与此同时的是，农民出于彼此之间存在着的信任关系，仅凭口头协议来约束双方雇佣关系。然而，在工程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无法一次性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农民所熟识的包工头会遵循着“逆差序格局”的发放逻辑，使得彼此之间出现欠薪问题。由于农民个体同包工头之间不仅仅存在着事实上的雇佣关系，还拥有诸如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这就会让原本权属关系明确的债务问题被嵌入进以讲究人情伦理的乡村社会中，也就意味着在乡村熟人之间讨债是不能贸然强收的。因此，农民个体情愿暂时性地自身利益受损也不愿因欠薪导致彼此关系破裂，但是欠薪问题始终仍要解决，不能久拖不决。 互惠本是乡村社会内部互动的重要特征，其中债务的产生与消解便是互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村熟人社会内部的讨债则成为了洞悉熟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乡村社会熟人之间，农民个体如何讨薪，采取何种讨薪策略往往取决于自身讨薪目标的硬化程度，也就是是否必须讨回工钱。进一步而言，农民讨薪目标的硬化程度又受制于家庭支出压力以及约后关系这两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倘若农民个体家庭支出压力陡增（如家人生病，孩子求学，买房结婚等），那么讨薪目标约束硬化就高，反之则低;另一方面假如农民为了今后继续与包工头合作，重视约后关系，那么讨薪目标约束硬化就低，反之则高。所以本文重点探讨农民个体在家庭支出大小以及是否存在约后关系所组成的四种不同情境下的具体讨薪行为。 通过对田野资料的梳理分析，发现在家庭支出压力小而又有约后关系的情境下，农民个体的讨薪目标是最为软化的，而在家庭支出压力大且没有约后关系的情境下，农民个体的讨薪目标是最为强硬的。至于在不同情境下的讨薪策略来说，农民个体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即情理模式、暴力模式和法理模式，同时呈现出一种差序性地运用讨薪策略。换句话而言，无论是何种情境下，是否讨薪目标强硬，农民个体都是先依循乡村社会内部的情理与脸面原则的情理模式讨薪，如若不成农民个体则会根据债务人包工头所表现的行为，采取暴力威胁逼迫包工头即刻支付工钱，或者通过司法程序来最终讨回工钱。然而一旦采取暴力或者法律模式的话，也即预示着农民个体终极博弈，彼此既有的社会关系也将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