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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是我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与刘知几为我国传统史学理论并峙的双峰。其史学思想素来为人重视，然而大陆学界往往将目光集中于他的"六经皆史"说、方志理论、目录学或者文学思想，而少有人注意其思想中的历史哲学因素，倒是海外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美国汉学家倪德卫以及日本学者山口久和等均对这一方面有所阐发。首先明确提出"章学诚历史哲学"这一概念的当属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不过余先生当时主要是将章学诚与科林伍德进行对比，表明中国也有历史哲学。后来余先生改变研究方向，并未就这一问题继续研究下去。他对章学诚的兴趣倒是一直未减，二十余年后写成了《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以此探究明清之际思想转变。此书既是章学诚研究也是明清之际思想史研究的名著。本文即企图在余英时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探究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思想。
论文首先绪论部分回顾了近百年来章学诚研究的历史，并把这个历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接受章学诚的一些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来宣扬自己的思想，或者对章学诚的思想进行宣传评介，以表彰这位沉晦多年的史学家，这一阶段主要以胡适、钱穆、金毓黻、仓修良等为代表，胡适可谓有创辟之功，仓修良对章学诚著作的整理，可谓总结。第二阶段则熟悉章学诚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阐释其思想意蕴，探究其历史意义。这一阶段主要以倪德卫、余英时和山口久和为代表。倪德卫指出了章学诚思想中的哲学倾向，余英时先生重点阐释了章学诚在明清之际智识主义兴起过程中的旗帜意义，山口久和别具只眼地研究了章学诚的知识论。无疑，这些研究都有很高水准，并成为后继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历史哲学是一个外来概念，须了解清楚它的历史、确切含义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即使最终吸收过来的或许仅仅是一个概念，作研究工作则需要深广地进入这些概念的思想背景中去，以便对之有真切的认识。当然，引入西方思想当以我为主，不能削足适屦--更不能画地为牢。因此，本论文对章学诚历史哲学的阐释即力图以他本身的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历史哲学为参照，庶几互通骑驿，不为此疆彼界。
论史重知人论世，故第一章首先介绍章学诚的生平和学术背景。本章先介绍了明清之际大的思想背景--即余英时先生所命名的智识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这不仅是实斋所处的学术背景，他本人也是这一思想史发展的见证人和代表。智识主义是明清之际我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开始摆脱儒家知识以德性为归属的传统，重视知识自身的独立意义。这在我国思想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实斋历史哲学的意蕴和意义。
第二章论述"王官学"对实斋思想的影响。由于要应对考据学的挑战，实斋以"王官学"作为自己的思想依据。"王官学"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由于坚持"王官学"，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就主张"官师合一"，在哲学主张"道器合一"。由于崇尚"官师合一"，这使他得出有位者即有德，有位者即为师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权威主义倾向的结论。在《原道》篇中，实斋提出周公方为圣人，孔子无位，不得为圣人，在周孔之分上明确地表达了"有位方有德"这一含有权威主义倾向的观点。而在《史释》一文中，他更是走向这样一种极端主张:当代帝王就是最高权威，士子庶民都当尊奉学习帝王颁布的制度法令，并把它奉为当代六经--显然，很容易从里面引申出帝王也是最高思想权威这一观点。实斋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倾向，这是由他的"王官学"思想面临考据学压力的自然结论。同理，由于坚持"王官学"，实斋在哲学上主张"道器合一"，并自然倾向于"器"优于"道"，"道"存在于"器"的变化之中。这也蕴含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观点。实斋的所有重要思想里都可以看到"王官学"的影子，因此可以说它是理解实斋思想的一个关键。
论文第三章专门论述了实斋的哲学思想。实斋思想中有浓厚哲学倾向，这也是他作为历史哲学家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实斋对于"道"的观点和明清之际的其他思想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把它理解为不得不然的趋势，一种必然性。道在历史中是通过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得以显现。
实斋主张"道器合一"，这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含义。对于实斋而言，这不仅是个一般的哲学命题，还是他的一个根本主张，可以说是他的学术根基之一。因此，这一思想对他有多方面的影响。正是他对历史所具有的这种哲学眼光，使有充分的理由把他看作是一位历史哲学家。
第四章重点论述了素来为学界所重的"六经皆史"说。本章首先梳理了"六经皆史"说的历史，特地回应了钱锺书先生关于实斋此命题剽窃之疑。文中指出，"六经皆史"之说毫无疑问为章学诚所创。之前诚然有过类似的提法，但这一命题在实斋这里意义始得到完整地显现，并在他这里获得充分的重视。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个命题都能在前代为它找到萌芽，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一思想或命题完整阐述者的创始权。本章接着分析了通行的"六经皆是史料"说的错误，以及形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文中指出，"六经皆是史料"是科学史学流行后对实斋的误解，而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所宣扬的科学史学，其实那也是对兰克史学误解。因此，"六经皆史料"之说实乃建立在双重误解基础之上。
实斋也许是第一个指出"史亦载道"的思想家，使史具有了和经一样的功能--实际上是把经的功能转移给了史。文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六经皆史"的真正意蕴:它表明了史学地位的提高，并最终把经纳入自身范围之内。故"六经皆史"不仅是一个史学命题，还是一个思想史命题，它标志着思想史的重要变迁。实斋在给汪辉祖的书信中正式提出了"经之流变，流入于史"的观点。这一命题预示了经学的衰落，史学的上升。
第五章来到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史学的功用。实斋在这一点上算是继承了传统。即使如此，他对史学功能的重视还是与过去有明显不同。传统史学重视垂鉴功能，希望通过历史获得某种道德上的鉴戒。实斋重视史学两方面的功能:明道功能和"持风气"功能。就"史学明道"而言，这是固然也是讲求从历史中获取某种认识，但他不再局限于获得道德鉴戒，更希望获得对"道"的某种认识。就"持风气"而言，实斋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要求史家"持风气"，固然是对社会风气或学术风气进行批评，以尽到史家的责任。然而，实斋不再像传统儒者那样以道德担纲者自任，也不以成为士民表率自期。这种思想和现代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而和传统儒家已经有了距离。
第六章是实斋的著述理论，这可以说实斋思想中最具现代意义的部分。这一部分如果要加以对照的话，它和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流派的一些思想具有相当的亲缘关系。实斋首先提出了"学贵自得"，区分了性灵与功力，主张学问必自得于心，出自性灵，方为真学问。他极为重视"天性"与"至情"，认为这是学问的基础。可以说，实斋的这一思想反映了他想为知识找到主体性基础的努力。山口久和把他的这种努力和康德的先验范畴相比，这并非没有道理。实斋的这一思想确实具有很强的知识论意义。本章还讨论了实斋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家学说"和对"撰述"与"记注"的区分。"家学说"是实斋最为重要的史学观点，也是他与过去的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以前的史学家总是局限史学体裁和史学功能等方面，实斋则指出，史学著作最根本的特征乃是能够"成一家之言"，能够发凡起例，自创义例，这必然依赖于史家的别识心裁。实斋把史学家在史学的中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对"撰述"和"记注"的区分既表明了他对史籍的区分，也显示了他对"一家之言"的重视。"记注"是按照一定制度规矩记录的材料，"撰述"是史家运以别识心裁创造的著作，两者交相为功。相对而言，实斋更为重视"撰述"，这体现了对史家创造性的重视。
论文首先绪论部分回顾了近百年来章学诚研究的历史，并把这个历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接受章学诚的一些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来宣扬自己的思想，或者对章学诚的思想进行宣传评介，以表彰这位沉晦多年的史学家，这一阶段主要以胡适、钱穆、金毓黻、仓修良等为代表，胡适可谓有创辟之功，仓修良对章学诚著作的整理，可谓总结。第二阶段则熟悉章学诚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阐释其思想意蕴，探究其历史意义。这一阶段主要以倪德卫、余英时和山口久和为代表。倪德卫指出了章学诚思想中的哲学倾向，余英时先生重点阐释了章学诚在明清之际智识主义兴起过程中的旗帜意义，山口久和别具只眼地研究了章学诚的知识论。无疑，这些研究都有很高水准，并成为后继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历史哲学是一个外来概念，须了解清楚它的历史、确切含义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即使最终吸收过来的或许仅仅是一个概念，作研究工作则需要深广地进入这些概念的思想背景中去，以便对之有真切的认识。当然，引入西方思想当以我为主，不能削足适屦--更不能画地为牢。因此，本论文对章学诚历史哲学的阐释即力图以他本身的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历史哲学为参照，庶几互通骑驿，不为此疆彼界。
论史重知人论世，故第一章首先介绍章学诚的生平和学术背景。本章先介绍了明清之际大的思想背景--即余英时先生所命名的智识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这不仅是实斋所处的学术背景，他本人也是这一思想史发展的见证人和代表。智识主义是明清之际我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开始摆脱儒家知识以德性为归属的传统，重视知识自身的独立意义。这在我国思想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实斋历史哲学的意蕴和意义。
第二章论述"王官学"对实斋思想的影响。由于要应对考据学的挑战，实斋以"王官学"作为自己的思想依据。"王官学"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由于坚持"王官学"，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就主张"官师合一"，在哲学主张"道器合一"。由于崇尚"官师合一"，这使他得出有位者即有德，有位者即为师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权威主义倾向的结论。在《原道》篇中，实斋提出周公方为圣人，孔子无位，不得为圣人，在周孔之分上明确地表达了"有位方有德"这一含有权威主义倾向的观点。而在《史释》一文中，他更是走向这样一种极端主张:当代帝王就是最高权威，士子庶民都当尊奉学习帝王颁布的制度法令，并把它奉为当代六经--显然，很容易从里面引申出帝王也是最高思想权威这一观点。实斋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倾向，这是由他的"王官学"思想面临考据学压力的自然结论。同理，由于坚持"王官学"，实斋在哲学上主张"道器合一"，并自然倾向于"器"优于"道"，"道"存在于"器"的变化之中。这也蕴含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等观点。实斋的所有重要思想里都可以看到"王官学"的影子，因此可以说它是理解实斋思想的一个关键。
论文第三章专门论述了实斋的哲学思想。实斋思想中有浓厚哲学倾向，这也是他作为历史哲学家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实斋对于"道"的观点和明清之际的其他思想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把它理解为不得不然的趋势，一种必然性。道在历史中是通过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得以显现。
实斋主张"道器合一"，这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含义。对于实斋而言，这不仅是个一般的哲学命题，还是他的一个根本主张，可以说是他的学术根基之一。因此，这一思想对他有多方面的影响。正是他对历史所具有的这种哲学眼光，使有充分的理由把他看作是一位历史哲学家。
第四章重点论述了素来为学界所重的"六经皆史"说。本章首先梳理了"六经皆史"说的历史，特地回应了钱锺书先生关于实斋此命题剽窃之疑。文中指出，"六经皆史"之说毫无疑问为章学诚所创。之前诚然有过类似的提法，但这一命题在实斋这里意义始得到完整地显现，并在他这里获得充分的重视。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个命题都能在前代为它找到萌芽，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一思想或命题完整阐述者的创始权。本章接着分析了通行的"六经皆是史料"说的错误，以及形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文中指出，"六经皆是史料"是科学史学流行后对实斋的误解，而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所宣扬的科学史学，其实那也是对兰克史学误解。因此，"六经皆史料"之说实乃建立在双重误解基础之上。
实斋也许是第一个指出"史亦载道"的思想家，使史具有了和经一样的功能--实际上是把经的功能转移给了史。文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六经皆史"的真正意蕴:它表明了史学地位的提高，并最终把经纳入自身范围之内。故"六经皆史"不仅是一个史学命题，还是一个思想史命题，它标志着思想史的重要变迁。实斋在给汪辉祖的书信中正式提出了"经之流变，流入于史"的观点。这一命题预示了经学的衰落，史学的上升。
第五章来到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史学的功用。实斋在这一点上算是继承了传统。即使如此，他对史学功能的重视还是与过去有明显不同。传统史学重视垂鉴功能，希望通过历史获得某种道德上的鉴戒。实斋重视史学两方面的功能:明道功能和"持风气"功能。就"史学明道"而言，这是固然也是讲求从历史中获取某种认识，但他不再局限于获得道德鉴戒，更希望获得对"道"的某种认识。就"持风气"而言，实斋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要求史家"持风气"，固然是对社会风气或学术风气进行批评，以尽到史家的责任。然而，实斋不再像传统儒者那样以道德担纲者自任，也不以成为士民表率自期。这种思想和现代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而和传统儒家已经有了距离。
第六章是实斋的著述理论，这可以说实斋思想中最具现代意义的部分。这一部分如果要加以对照的话，它和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流派的一些思想具有相当的亲缘关系。实斋首先提出了"学贵自得"，区分了性灵与功力，主张学问必自得于心，出自性灵，方为真学问。他极为重视"天性"与"至情"，认为这是学问的基础。可以说，实斋的这一思想反映了他想为知识找到主体性基础的努力。山口久和把他的这种努力和康德的先验范畴相比，这并非没有道理。实斋的这一思想确实具有很强的知识论意义。本章还讨论了实斋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家学说"和对"撰述"与"记注"的区分。"家学说"是实斋最为重要的史学观点，也是他与过去的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以前的史学家总是局限史学体裁和史学功能等方面，实斋则指出，史学著作最根本的特征乃是能够"成一家之言"，能够发凡起例，自创义例，这必然依赖于史家的别识心裁。实斋把史学家在史学的中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对"撰述"和"记注"的区分既表明了他对史籍的区分，也显示了他对"一家之言"的重视。"记注"是按照一定制度规矩记录的材料，"撰述"是史家运以别识心裁创造的著作，两者交相为功。相对而言，实斋更为重视"撰述"，这体现了对史家创造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