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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一词在上个世纪末以前主要应用于动物学领域,在本世纪初则大量“出口到”人文社科领域。这与20世纪80-9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爆发的一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学术争论有很大关系。社群主义由英文communitarianism而来,一般而言谈到x x主义,都是先有其名其事、其行动作风,再缀以主义二字,遂成一派。社群主义则是个例外。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一股思潮,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例如,“社群”就是为回应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而提出的概念。“群我”关系是社会学的传统领域,那么,应政治学之先声,藉本学科之底蕴,发掘社群之历史、提升社群之内涵,对于学科交流和互补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社群可溯源至拉丁语词socius,原意指同事者、共有者、伴侣、伙伴、伙伴关系等,拉丁语词社会(societas)由该词衍生而来。社会学(sociologie)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创建,socio取自于societas。中国学者在引进这门学科时曾将其命名为“群学”、“人群学”,后来仿照日本学者才改称社会学。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社群和政治社群思想是在社群与社会关系上作的早期探索。他将社群解释为人类为了结合的便利而组成的各种团体,而将政治社群(城邦)解释为靠了人类的政治能力(理性言说)以及达成契约所组成的最大最好的社群,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而且追求一种人人幸福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和现代意义的社会有很大不同。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站在古代和近现代交汇点上看到和指出了这种不同。他以“社区”(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lft)来为两者划界:社区是古代的、乡村的,人们靠地域、血缘和感情相维系,而社会则是现代的、城市的,人们在目的、利益和适当保持距离基础上建立起联系。社区概念经美国社会学家之手传入中国,“地域、血缘和感情”因素在帕克那里定格为基于“竞争”与“合作”而形成的地方生态。
社群的内涵远远大于社区,这从俄语社群意念中可见一斑。俄语социум-词源于拉丁语词socium,socium和socius可视为同一词。социум在俄语中“流行”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种情况大致相当于社群一词。俄罗斯本国社会学家对общество(俄语社会一词)与социум相互关系并无定论,其因为在于социум不仅指社会这一完整的社会系统,而且指一些较大的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社会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甚至指一些更为灵活的“按职业、文化等特征聚集起来的”或“以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为特征的”人群。即便在后两种情况下,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价值观等依然起作用。社群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初露端倪,社群是能够自我存在、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的统一体,而外在于“社群”的即为社会。
综上所述并结合社群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以及库利、帕森斯、赫克特等人的学说,本文提出解析社群意念的三个层面,即历史文化层面、共享利益层面和概念类型层面。当代社群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丹尼尔·A.贝尔提出的地域社群、记忆社群和心理社群可作为历史文化社群的代表,是个人对“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姓什么”和“我属于谁”这三个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历史文化社群可先于个人实际加入便赋予其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才是“具有社群之历史与信任之负担的自我”,而不是“无负担的自我”。
社群靠某些共同分享的东西把人们结合在一起,本文将这些共同分享的东西统称为利益。当然,“利益”在这里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可以是物品、土地等,也可以是血缘、感情、文化、记忆等。根据“共享”利益的维度,或只为分享利益、视结合为达成目的的手段,或共享完整的生活方式、自我构成,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变量,可进一步加以分类。
笔者认为可将社群与社会表述为两个充满张力的概念类型,社群代表“特殊的共同利益”一类,而社会则代表“普遍的合理利益”一类。以语言社群为例,讲话者在社会层面迎合高阶语言社群(由该社群在特定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正统地位及其势力而定)是在遵从一种普遍的合理利益,以便相互之间得到认可；而在家庭等领域强调不被看好的、但却属于自己的语言,则是在强化本社群的特殊共同利益,从而保证个人与社群及其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由社群与社会概念类型可推导出社群关系与社会关系、社群人格与社会人格、社群文化与社会文化。社群为个人设置传统、义务、理想、信念、亲密、无私、安全、认同等,社会则为个人提供自由、平等、选择、竞争、隐私、利己、保障、认可等。总之,社群的归社群,社会的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