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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为个案,探索汉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现象。操控学派认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语言操作平台在起作用外,还有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隐性作用力也在对翻译行为施加压力。操控学派的出现,为长期以来被“对等”、“信达雅”等理论所困扰的翻译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文学作品与历史和文化紧密联系,而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的踪影随处可见,翻译文学作品更是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原作的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的运用和译本的接受与流行三方面来阐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作用。《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的一部自传小说,从体裁到内容无不显示原作者特殊的审美气质与恬淡自乐的生活态度。林语堂偏爱《浮生六记》,也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使然。通过分析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选择,林语堂的翻译理论,翻译《浮生六记》时策略和方法的运用和《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的接受与流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影响到翻译的各个环节,不论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是译语读者的,还是原语世界或译语世界的。另外,通过对比分析林语堂英译本与英国译者布莱克的译本,意识形态的操控现象更是不言而喻。布莱克作为西方译者,思维上打上的全是西式的意识形态烙印,《浮生六记》被他改头换面后与西方读者见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是西方话语霸权意识在作怪。而作为本土译者,林语堂在兼顾西方读者理解的同时,更多地保留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样既传播了中国文化,又有效捍卫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林语堂的文化观和翻译实践给我们的文化重建和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和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