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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省区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历史背景和初始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异质性，使得地区收入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在现实生活中，只要这种差距维持于一定范围之内，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无多大负面影响，但收入差距过高，却易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为缓解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中央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大政策和行动计划。显然，为了使得有限的资源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历史、现状、成因以及变化趋势等是前提。
尽管对我国经济改革前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成果，但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切入点来看，几乎所有研究都只从生产或供给角度展开，强调生产要素的影响，对于决定产出的重要因素——需求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予以讨论。由于需求的变化发展会对供给因素产生显著影响，故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供给上面，不利于全面掌握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实际状况。此外，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大都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传统的计量方法、使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在传统计量方法下可能会影响相关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故为了比较准确地刻画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与相关变量间的关系，应该采用新的计量方法。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法、基尼系数变动额的分解法和动态计量方法，循着“是什么→怎么样→怎么办”这一思路，从需求角度对我国地区GDP差距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不但为地区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还为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
首先，通过将GDP基尼系数及其变动额按需求分解，本文发现：(1)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采用就业人口数据，使用矩阵法计算的真实基尼系数的下限也表明，近年来我国地区收入不均等的程度的确较大。根据各项需求相对集中系数的变化趋势，可知地区收入差异虽然存在缩小的可能，但若资本形成(或固定资本投资)和货物净出口向差异促减演变的速度慢于最终消费(或居民和政府消费)向差异促增演变的速度，则在随后的一段时期，这三种(或四种)需求将共同推动地区GDP差距的扩大。(2)任一项需求通过两种途径对地区收入差距施加影响。一种是该项需求的地区差异状况，另一种是该项需求在全国GDP中所占份额。(3)地区收入差异主要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构成。若将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分别细化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与存货投资，则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是地区收入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4)从效应来源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总纯集中效应是推动地区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力量。从需求来源的角度看，在整个样本期中，最终消费和其它项是推动地区收入差异变化的主要力量，资本形成次之，而货物净出口的作用方向多数时期与前三种需求相反，部分抵消了它们的合力，使得地区差异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近年来，推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力量是最终消费，而其它项、资本形成、货物净出口的影响依次递减。通过将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分别细化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投资与存货投资，其它项在整个样本期内成为推动地区收入差异变化的主要力量，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固定资本投资、存货投资和货物净出口的影响依次递减。1990年代以来，推动我国地区收入差异扩大的主要力量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投资和其它项，存货投资和货物净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二者在绝大多数时期有利于地区GDP差异的缩小。就相关贸易需求对地区GDP差异变化的影响来看，在整个样本期内，货物出口推动和阻碍GDP基尼系数按现有方向变动的时期相差不大，而净出口起推动作用的时期远少于其阻碍的时期。对1990年代以来地区收入差异的扩大，绝大多数年份货物出口在起推动作用，而净出口却起着阻碍作用。出口与进口作用模式的不同是导致出口和净出口的影响出现这种差异的直观原因。根据出口和净出口总贡献中结构效应均居主导地位可知，它们对地区GDP差异变化方向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由其在GDP中所占份额的变动带来的，二者地区分布不均等程度的变化并未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弱外生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与相关需求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短期调整过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除货物出口份额外，我国地区收入差异的长期稳定性可由其与各项需求变量间的随机协整关系所度量。对这些协整向量的约束检验表明，除货物出口地区差异和其它项份额外，各项需求的地区差异和各项需求在全国GDP中所占份额对地区收入差距的长期稳定性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地区收入差距是关于其与最终消费地区差异及最终消费份额、居民消费地区差异及居民消费份额、政府消费地区差异及政府消费份额、固定资本投资地区差异、存货投资地区差异、存货投资份额、其它项地区差异、其它项份额协整向量的弱外生变量。也即我国地区收入差异与这些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短期波动(尤其是大幅度波动)并不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和调节作用。(3)最终消费的地区差异、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政府消费的地区差异、资本形成地区差异、固定资本投资份额、货物进口份额是关于其与地区收入差距协整向量的弱外生变量。也即这些变量与我国地区收入差异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它们的短期波动(尤其是大幅度波动)都不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和调节作用。(4)基于VECM的短期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除最终消费份额、居民消费份额、资本形成地区差异、资本形成份额、固定资本投资地区差异、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存货投资地区差异、存货投资份额、货物净出口地区差异、货物净出口份额、其它项份额这11个需求变量是地区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外，其余需求变量的变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短期效应均不显著。(5)基于VECM滞后5期的累积脉冲响应值表明：地区收入差距对存货投资地区差异、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固定资本投资地区差异、资本形成份额、货物净出口份额、货物净出口地区差异、其它项份额所受正的冲击存在同向响应，并且响应力度依次递减。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份额、最终消费份额、存货投资份额所受正的冲击存在反向响应，并且响应力度依次递减。此外，根据地区收入差距与资本形成地区差异间的ECM可知，二者呈同方向变动。
再次，基于上述研究，为有效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为：依次降低存货投资地区差异、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固定资本投资地区差异、资本形成份额、货物净出口份额、货物净出口地区差异、其它项份额，顺次提高居民消费份额、最终消费份额、存货投资份额。此外，降低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也有利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