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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蕴涵着丰富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与文学。佛教文化的传播以多种方式散布在世界各地,中国成为印度佛教最为重要也最直接的阵地,它的艺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它自东汉传来,在帝王文人之间流布日广,不断地将其影响投射到诗歌创作之中。本文就唐前诗歌里的佛教色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以期探源佛教与诗歌结缘的因为与生发过程,更为深刻地把握唐前诗歌的佛音。
本文分为乐府诗、非乐府诗上下两篇,上篇论乐府诗,有四章,下篇论非乐府诗,有三章,共计七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论。
绪论部分,就写作的缘起、研究对象及现状作了简要的介绍,并概述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发展过程,以及佛教与诗歌相契合之处,作为全文论述的基础。
上篇部分的论述有: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佛教音乐状况及其传入过程。佛教源于印度,佛理辨证的音乐观影响了后世僧人对音乐的态度,但始终不曾放弃音乐。直接从天竺传到中土的佛教音乐并不丰富,大部分乐舞经过了西域化的浸润,其中还包括了西域诸国据佛理自我创作的乐舞,通过进献、掠夺与交流学习的方式进入中土。佛教音乐发达的西域诸国有:大月氏、鄯善、安息、康居、于阗、龟兹、疏勒、高昌,诸国之乐加上天竺国进献的音乐,在北朝与隋代集合于中土宫廷,成为宫廷乐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主要论述佛教音乐元素中的音乐、舞蹈、器乐及杂戏对乐府诗歌的影响。佛曲的出现源于佛教音乐,它是世俗之乐,而非僧人之乐,又称为法乐,后又称为法曲。唐代的法部集中了法乐、道乐、清商乐而以法部为名,其中仍以法曲为主体。佛教舞蹈极具印度乐舞的特点,节奏欢快,姿态优美,装饰繁复,受到中土宫廷与十人的喜爱,成为诗人咏唱的对象。器乐更是参与了中土乐律的制定,唐前杂戏里,颇多采以佛教情节入小戏的故事,寺院成为重要的杂戏演出场所。
第三章,论述的是佛教音乐元素与乐府诗歌体式方面的关系。佛教音乐中的梵呗唱经为僧人常用之声,可合于金石管弦,具有一定的乐调。经文传译时,僧人将梵呗音乐带入中土,成为一种新的诗歌乐律。文人以此定诗歌乐调,研究诗歌自身的宫商平仄,或取梵唱之乐以名诗,因而清商三调名称的确定、绝句体式的定格与乐体诗歌的形成,佛教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章,乐府诗以情、事为主,文人、僧人在其中唱起了佛语诗。文人唱佛语,表明其佛学修为与体悟；僧人跨越了种种戒律与困难,创作沾染世俗之音的乐府诗歌。释智匠《古今乐录》证明了僧人高深的音乐修养与知识。
下篇为非乐府诗,主要论述是:
第一章,论说了文人与僧侣的交游方式及其对诗歌影响的考察。僧人地位、言说方式及其生活状况必然影响他们与文人的交流,这交流将成为文人接受佛教教义的基础。从陌生的神异人物至席上的宾友,直至高座上的法师,僧人地位不断提高。帝王、士人对佛法的重视,使寺院的经济日益富庶,僧人优游于山林、宫廷与寺院。文人群体向僧侣靠近,诗歌染上佛理,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玄言诗、永明体与宫体诗。
第二章,论述的是佛教在政治、经济家族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家族化信仰的趋势,与文学、艺术的家族化同步。以谢、王、萧三大家族为例,论说了佛教信仰家族化对家族诗歌的影响。谢氏山水清秀,王氏圆美英净与萧氏华丽不拘的诗风与家族佛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僧诗的创作。僧诗始于东晋,呈现出明晰的发展路线。东晋以玄佛合流的僧诗为主,晋宋之交方渐有所改变；南朝僧人的世俗情怀加深,诗歌里透露出明显的世俗欲念；北朝禅学的发达,僧诗的诗风以恬淡自然为主,同样具有对世俗性情的肯定与体悟。
本文的创新点在:首先,将乐府诗纳入佛教传播史的考察范围内,对乐府诗里许多仍不可解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尝试分析；其次,对文人与僧侣的交游及其对诗歌的影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釐清文人对佛教的接受过程及其在诗歌里的表现；再者,纵观唐前僧人的诗歌创作历史,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僧诗的世俗化历程,从而可以较为透彻地理解唐代僧诗的禅味与世俗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