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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结构理论，由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修斯首先确立起来，发展至今共有布拉格学派和韩礼德两种不同的理论分析模式。目前，将该理论运用于句法结构、语篇推进、文本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数不胜数，但将其与翻译联系起来的研究却不多见。国内译界在该理论的运用上多将眼光投向源语与目的语主位结构的对比研究，着重探讨一种语言的主位结构在另一语言中复制的可能性，而对有标记主位结构的诗学价值重视不足，鲜有论及有标记主位结构的翻译再现问题。 本文则尝试从有标记主位结构的角度出发，探讨该类主位结构的诗学价值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得以再现。本文研究比较纳撒尼尔·霍桑的长篇心理描写小说《红字》及其由侍桁与姚乃强翻译的两个译本，从中选取具体案例揭示有标记主位结构在文学作品中引人注目的诗学功能，并建议以一种“常规对常规，变异对变异”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文本中来实现源语文本中的诗学价值。 本文主要选取韩礼德模式作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主位有有标记性和无标记性之分。有标记主位通常能突显句中的某一成分，使其作为句子的话题或句子出发点而被前景化。这种主位结构带给读者的思维冲击就是诗学视野中的陌生化的特征，从而为这一结构创造了独有的诗学价值。 翻译往往旨在从源语到目的语实现最大化等值转换。源语文本中所体现的有标记主位结构应如实反映在译文里，否则这一主位结构所承载的诗学价值将消失于翻译这一过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缺失。故本文建议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有意识地以相近的有标记主位结构去再现源语文本中有标记主位结构的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