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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妇女杂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杂志主编更迭形成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取向和特征进行分析,呈现1915-1931年媒介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和媒介如何通过女性话语回应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变迁,以及《妇女杂志》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重构女性社会图景的重要意义,并在矛盾中找到女性解放自身的力量。
杂志的内容表现、整体风格、编辑思路和议程设置与外部环境形成呼应关系,所以笔者倾向于将《妇女杂志》置于社会、思想、文化、女性解放的背景中考察;通过不被研究者关注的通讯、征文启事、阅读书目、广告插图以及杂志中的西方女性等内部细节,分析杂志如何参与了女性的建构,以及在社会转型的新历史语境下,女性是如何从传统话语被带入现代性当中。
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王蕴章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微物新知”策略下实现开蒙启智的宗旨,并由此确立“新贤妻良母”的女性叙述。微物启智与文化保守体现的稳健务实的价值立场虽遭受到时人和后世学者“保守主义”的垢病,笔者认为,这是维系稳定社会系统的应然选择,也是商务印书馆经营策略许可的范围之内。
章锡琛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新性别伦理”语境中的“新女性”塑造。笔者通过对“新性道德与贞操观转换中的性别结构调整”以及“时髦的表象与守旧的内核”并存的新婚恋,以及家庭制度革新中的两性关系的分析,呈现新性别伦理语境下,“新女性”符号的多义层叠的矛盾内涵。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主张和精英式的内心希望,虽然遭遇挫折,但仍是对女性思想的重要拓界。
杜就田时期《妇女杂志》的明显特征是“新感觉经验”中“准摩登女性”的出现。以“征文”为主导的内容呈现了女性在1920年代后期的情感经验,也在潜移默化中将章锡琛时期的激荡和新锐的问题平和化、深入化。杂志通过广告从器物层面带给女性新的感觉经验,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封面女郎呈现出时髦的“准摩登女性”的模样。笔者发现,相对于杂志的思想寻唤,女性更容易在器物层面的直接体验中形成新认同。
最后,本文探讨了《妇女杂志》的传播机制与话语空问构建。笔者从“通讯”与“编辑余录”分析编读互动空间的建立;通过“发刊词”与“征稿启事”来看编辑议程设置;通过对图像和译作中的西方女性的分析,探讨新女性构建中的异质因素的介入和参与,分析图书广告如何模铸了女性的身份。《妇女杂志》传播机制建立的是由男性编码的“女性世界”,始终是男性“导师”与女性“学生”的关系。
从“新贤妻良母”——“新女性”——“准摩登女性”,《妇女杂志》提供了这样的女性身份叙述模式,并在“微物新知”——“新性别伦理”——“新感觉经验”的话语空间中,呈现了男性知识精英通过传媒进行的文化资本的争夺,获得对女性发声的权力。媒介通过播撒思想、展布情感经验、提供现代性的体验,参与了女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