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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洛阳，首都南京进入“最冷落最萧条”的时期，以杨公达为首的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有感于民族危机深重而创办《时代公论》，希望以此来唤醒民心。刊物以“对内鼓吹国家统一，对外号召全民抗战”为宗旨。由于其“批评政府、鼓励民心”之言辞甚为激烈，一时声名鹊起，发行不到十期，销售量超过万份，成为当时颇受欢迎的宣扬抗日救亡的刊物之一。 《时代公论》认为，日本不仅要占领中国东北，而且要侵占华北乃至全中国，国民政府“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政策过于消极，对日本之侵略只有积极抵抗甚至“超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通邮、通车、设关的善后谈判将是对伪满的间接承认，中国必须予以拒绝。广田的所谓“协和外交”只是日本为缓和国际气氛而采取的虚假外交，其表面虽亲善、实质乃侵略，日本将进一步谋取中国的西北及内蒙，国民政府的“亲日外交”没有前途，想以此让日本息止干戈，无异于与虎谋皮，最终只会落得“唾面自干”甚至亡国的下场。 日本入侵中国违反了国联公约，但国联本身也只是法英两国用以维持其自身权益的工具，国联不可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国联对东北问题的调查报告书虽然不承认伪满，但其建议也只是让东三省由日本独占变为国际共管而已，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决不能依赖国联。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影响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也对其远东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抗日可以考虑连俄-法。日本独占东北破坏了美国一向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影响了美国的在华利益，而且日本在海军军缩问题上与美国矛盾重重，因此连美抗日也是中国应有之选择。不过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它们都只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可对其抱以依赖之态度。至于英法两国，法国可能袒护日本，英国可能会与日本恢复同盟，因此对英法的外交主要应防止它们与日本勾结。 中国抗战不可能依赖外国势力，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中国自己，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中国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由于中国人民的民主素养还很低下，还不具备宪政的条件，而且中国最紧要的是统一抗战，因此还必须坚持国民党的训政与独裁。此外，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国民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也日趋衰落，为了挽救国民党，为了团结抗战，有必要转换方向，恢复总理制以统一复兴国民党。 中国的抗战也离不开对日经济的抵抗。对此，一方面要发展国营事业，发展国防交通，挽救农业，整顿财税，促进本国工商业的进步；另一方面要与日本进行经济绝交，不仅要抵制日货，要停止对日物资的出口，甚至可以考虑废除中日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铲除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的抗战也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振兴，因为国人的精神已经十分麻木，对外敌的入侵他们或无动于衷，或民意消沉，或只有五分钟的热情，因此要去掉洋化心理以树立民族的自尊，消除内战以恢复民族的团结，加强教育以培养民族的情感，发掘历史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军事落后也是抵抗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军事上，应该统一军权，统一指挥，实行征兵制，支持义勇军，发展国防事业，建立战时工业体系，发展航空业，购置新式武器，走精兵之路。 《时代公论》与《复兴月刊》都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创办的刊物，前者的主要作者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并与国民党CC派有一定的联系，后者的主要作者来自于国民党内的政学系，两者都与国民党关系紧密。在对国联的认识上他们的观点极其相似，都认为国联报告书不能保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民主独裁问题上他们的主张也很相近，都支持国民党现行的独裁政治制度。但在对日态度上，前者要求血战到底，后者却主张委曲求全；在宪法问题上，前者主张三民主义之国体，后者希望宪法之国体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主张的异同是由他们的身份、知识和理念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