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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了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也面临更多需要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协调应对的共同问题和新的内部变量；为适应这些变化，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系统采集知识的模式随之发生调整。各级党委和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施政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专业技术知识的作用，公共政策研究和咨询体系的完善成为实现政治文明重要目标的时代要求，成为中国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双方关系、互动模式等因素进行考量，一方面肯定权力对知识采集的效率效果，同时也指出存在其间一些障碍因素。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群体中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采取正确知识来应对新的社会情况，才能够保护群体最大利益，否则将导致错误对策，招致群体利益受损。这不仅是政治权力的问题，也是知识本身的问题，需要群体中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通过有效的联结和互动模式来不断追求群体利益最大化。在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人类学、历史学观点，使用比较的方法，以文献研究为主，也针对个案进行了个别调查。
本文观察和研究了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系统采集知识的七种模式：调研考察式、政治权力与内设支持系统模式、政治权力体系之间相互借鉴模式、政府-高校(研究所)支撑模式、网络时代的“问计于民”新模式、集体学习模式及学者被直接任命为高级官员模式等。并逐一对其进行了分析。提出对政治权力采集“知识”的七种主要模式时，并非是在简单罗列，实际上也包含着对各种模式的历史沿革追寻和对现实基础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作出回顾和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了权力和知识的精英性质，成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有效互动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在动态分析政府-高校(研究所)支撑模式时，我们对L高校服务J省发展的案例作了解析，看到了精英阶层为寻求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立场：L高校和J省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也看到了政治权力对采集知识的积极主动：J省为“采集”智识资源建立的新模式新途径，成立省委决策咨询委员会、调整省政府决策智力支撑体系各咨询委员会(法律顾问团)和咨询委员(法律顾问)名单、建立省内专家网等等；也看到知识精英服务地方发展的举措：L高校围绕地方发展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为J省党委和政府提供的咨询报告列入科研成果管理范围，在教师职务聘任、科研业绩津贴核定等方面，与著作、论文给予相同的对待，并在财力上加大扶持；看到了精英之间合作为群体带来新利益：J省积极搭建科研成果产业化平台等等。
在对模式效果的分析与讨论中，再次提出了权力对知识的采集的高成效性和其中障碍因素，并从双方的角度分别作出了一定的探索和评价。
在文中末段部分，针对当前影响群体整体利益的重要方面--中国政治权力主体性和知识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究，从保持强大国家政权的主导作用、西方的知识体系危害、网络社会的重要变量等方面来示警和敦促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权力精英的自我主体意识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