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其戏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五四”前后的中国影响尤甚。易卜生戏剧的精神内核是个人追求与精神反叛，精神反叛是实现个人追求的有效形式，一切对个人追求形成阻碍的事物都是其精神反叛的对象。完全地求诸自我势必需要舍去一些东西，譬如责任和社会伦理道德，但人自身集群性的本质决定人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的束缚。个人追求与责任，反叛与社会伦理道德，是需要谨慎处理的两对矛盾，这两对由精神内核引发的矛盾构成了易卜生戏剧的反叛困境。易卜生本人和接受其戏剧精神内核的中国作家都对这一困境作出了自己的应对。 全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 引言：首先分析了易卜生戏剧中精神内核引发的的反叛困境，而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传播融合能够与其反叛困境的解决互为参照。对这些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较零散，有对易卜生戏剧中自由和义务的辩证关系研究，有对其戏剧中理想与现实、自我和责任关系的解读，但缺乏对易卜生本人观点演变的系统梳理。有关中庸思想的论著很多，但对于易卜生戏剧中精神内核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笔者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未发现将之与中庸思想联系起来的材料。因此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较系统的论述。 第一章：易卜生笔下反叛者的形象演变。民族浪漫主义时期信仰至上的布朗德和自由至上的培尔·金特，都是任性孤绝的纯粹反叛者，其反叛是抛弃一切的自我主义，是个人追求与责任的截然对立。现实主义时期剧作家从个人史诗化的记录转向描摹鲜活的世俗主人公，细化到个人某个方面的追求。不再把精神反叛与责任和伦理完全对立，从不设退路、前途未知的执着反叛和因软弱而夭折的反叛写到让人看到希望的反叛。到象征主义时期，易卜生不但揭露了个人反叛力量面对社会痼疾的无力，还指出他认同的反叛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个人追求，甚至通过艾梨达的遭遇使主人公在个人追求和肩负责任的关系层面得到圆融，他开始正视反叛与责任的冲突。易卜生对个人追求与责任、反叛和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处理从对立走向融合。 第二章：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早期接受：纯粹反叛或调和。简要介绍了“五四”前后的十多年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译介和上演情况，对其戏剧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上，集中体现为两种接受类型：纯粹反叛或调和。以鲁迅和周作人为典型代表。鲁迅致力于改革麻木的国民性，继承了易卜生戏剧的锐意反叛，彻底反叛传统文化，但他也有人情方面的顾虑，并不一味地冒进。周作人对易卜生戏剧的吸收偏重于个人主义，他对旧文化的态度是改良性的，他不赞成牺牲太大的反叛行为，试图以中庸来调和反叛的弊端，其思想更偏重于中庸。 第三章：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后续接受中的继承性发展。抗日战争前的十年左右时间，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接受类型发生了转变。老舍同时吸收了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精髓，本章以其《四世同堂》为例，从书中的忠孝观和大局观来分析易卜生戏剧在中国早期接受后反叛与中庸融合的良性演变模式，展示中庸思想对精神反叛弱势方面的调节，通过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论述中国入世又出世的超越精神，分析其在个人追求与责任、反叛和社会伦理之间矛盾消解方面的积极作用。结合中庸的具体理论，对鲁迅、周作人和老舍在反叛过程中关于中庸思想的运用进行解析，使中国式反叛的中和效果与易卜生反叛的困境解决形成映照。 结语：总结全文。易卜生对其戏剧中的反叛困境有一个思考改善的过程，以人道主义调和反叛造成的社会伦理及责任的缺失，使个人追求和责任从完全对立走向了渐趋圆融的方向。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鲁迅、周作人和老舍分别体现了易卜生戏剧在中国传播融合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从纯粹反叛或以中庸为主的调和性反叛，到反叛与中庸有机统一的中和境界，中外的反叛模式互为观照。此外，简要概述了论文写作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