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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运动并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一股风靡世界的潮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韩三国也受此潮流影响，在本国内出现了无产阶级运动。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然而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创作主体的知识阶级与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受众主体和无产阶级运动主体的民众之间，在运动之初并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知识阶级的精英意识以及教化大众的高高在上的姿态造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创造上的匮乏现象，远离了革命主体的普罗大众。中国、日本、韩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一创造上的困境，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更好地辅助本国无产阶级运动顺利进行，三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们意识到了文艺大众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开始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学阵营里面并非铁板一块，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文艺大众化论争的现象。三国的文艺大众化论争最早出现于日本，日本主要论者如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和林房雄等人论战的过程被当时留日的中韩两国留学生所目睹并受到了深深地影响。而他们回国后成为本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参与人物，因此中韩两国包括文艺大众化理论在内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烙印。然而，在论证方式、论者大众观以及论争结果上，中日韩三国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并非完全相同。作为受众国的中韩两国，在日本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接受过程中也出现了各自不同的特征，两国的一些论者都在进行着适合各自国情的理论借用，如中国的林伯修和韩国金基镇。在理论接受过程中，中韩两国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出现的差别及其原因也是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之一。文艺大众化论争的研究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论争过程中涉及到的“普及与提高”，大众化与通俗等问题上，各个论者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事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三国文艺大众化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我国所吸取，更好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总结三国文艺大众化论争中的有益经验和其最终失败的教训也成为本论文所研究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