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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儒法文化已逐步取代了黄老思想，取得了社会正统地位，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二者的冲撞还十分激烈。 司马迁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贵族家庭，在这个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家庭里，希望被主流社会重新接纳和认同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司马谈的死是一个非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互相冲撞而导致的悲剧，而司马迁被摧残是另一个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互相冲撞而导致的悲剧。 司马迁自小便具有一个边缘人的人格特征，这种边缘人格使他在后天学习积累中既想在黄老思想的基础上接纳各家学说，又同时在接纳过程对各家学说持排斥态度。 司马迁的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这种边缘性文化结构使其产生了焦虑、反抗、冒险、创新等多种边缘心态；司马迁的边缘文化和边缘心态与汉武帝的儒法文化产生了尖锐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的反抗发挥出了惊世骇俗的力量，他把自己的屈辱，自己的焦虑、反抗、冒险、创新渗入到《史记》创作中。并把自己的边缘性文化结构上升到历史和文化高度。 由于司马迁的边缘人格与侠思想有相通之处，所以他为游侠立传，并把侠思想提升到文化高度。司马迁以文学方法著史，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因情生事，呈现出了尚“奇”边缘审美心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