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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西北地区唐代的农牧业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搜集资料,运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西北地区唐代的人口、土地垦殖、农作物结构、畜牧业、农牧关系、社会因素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由于农牧业生产在古代农业社会具有传承性,本文首先探讨了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农业基础。在地理环境方面,对西北地区唐代的气候冷暖、干湿状况进行了复原,在时间分辨率上得出更为详细的结论。结果表明,唐代的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干旱—湿润—干湿交替-湿润—干旱”的分布特征,干旱时段总体长于湿润时段,并且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在农业基础方面,重点对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进程进行梳理。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发展除了受气候因素影响之外,政权边界和军事因素也是这一时期农牧业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该部分研究中,首先对正史记载的版籍人口进行分时段汇总考辨,接着在土地承载力的视角之下,对活动在西北地区版籍以外的人口数量进行复原。涉及长期驻军数量、隐匿人口和游牧民族人口等方面,整体来看,开元、天宝之际籍外人口几乎达到同时期本区域内编户人口规模的一半。这些结论给后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思考依据。在土地垦殖层面,本文将西北地区唐代的土地垦殖分为军事屯垦和民间垦殖两部分进行论述。在论证屯垦规模的过程中建立了两套复原模型,军事屯垦的成效用长时期驻军的数量和单位士兵的粮食消耗量来与军屯数量相互验证;民间垦殖的规模则用基于户口数据的应授田数值和基于人均粮食的消耗量、粮食作物的单产求出的生存所需耕地量进行校正。二者均选取开元天宝之际作为时间剖面。结果显示,军事屯垦的规模及其成效在西北地区内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局部地区民间垦殖和军事屯垦的规模相差无几;在军事屯垦成效明显不足的地区,民间垦殖显然承担了弥补粮食缺口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和时空特征进行了讨论。将西北地区划分为渭水流域屯垦区、关内道黄河沿线屯垦区、河湟屯垦区、河西走廊屯垦区和西域屯垦区五个区域进行论述。理清各个屯垦区内屯垦的阶段性过程,总结出空间特征。最后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对区域内部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在分析农作物结构和畜牧业之后,可以发现粟类作物在此时的西北地区仍然居于主要粮食的地位。从赋税到官员的俸禄、从军粮到仓储系统,粮食作物都是以粟为主。畜牧业中的放养畜牧业在本研究区域内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唐廷在西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局部地区羊、马的重要性可以与耕牛相比甚至有所超越。从农牧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之间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放养畜牧业对粟类、豆类作物有所依赖,这些特定的农作物以草料的形式支撑着西北地区的放养畜牧业。而因放养畜牧业而起的军事行动、税草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作物结构进行调整并与之适应。这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农业选择过程。本文还探讨了农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问题。西北地区面积广大的沙漠和山地是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天然限制。在适宜农牧业生产的区域内,水资源和地形地貌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综合性的。在不同区域,水资源和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同的。长时间尺度下的温湿组合波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农作物组合,给地区农业生产带来深远影响。在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主体和国家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人文因素。在劳动者主体层面,本文以“缓冲族群”来概括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农牧兼营者,他们的存在使该区域内的农牧业进程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在国家政策方面,人口政策及对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对本区域内的农牧业影响巨大,晚唐时期唐廷对河西陇右地区的经营政策与唐代前中期截然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层面农牧业生产的衰退。但因为有“缓冲族群”的存在,西北地区农牧兼营格局依然存在并缓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