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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首先是对儿童文学史的一个新的书写。现有的儿童文学史多只对作者与作品做出了一个历时的叙述，没有解释清楚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内在逻辑，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本论文以1895-1922年为中国儿童文学创始期，试图厘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内在逻辑如何，具体过程如何，观察这一过程中的连续与断裂。论文以启蒙知识分子的设计→儿童杂志→儿童叙事读物→原创童话为轴线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的过程做一个历时的叙述，观察国家意志、现代教育制度、现代出版业及新文学运动等多方合力如何作用于儿童文学发展。 本文所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本文采取了平行比较的方法，以日本为参照，目的在于对照出创始期中国儿童文学的特点，意图从中国儿童文学的童年时期一窥其先天性格。论文在上述叙述轴线中选取一个代表性案例进行文本细读，以梁启超代表启蒙知识分子，以《蒙学报》代表创始期儿童杂志，以孙毓修为个案考察儿童叙事读物，以叶圣陶为个案考察文艺童话。并在日本选取与上述人物、杂志具有可比性的对象进行平行比较。中日两国儿童文学作者对传统及外来资源取舍标准的异同何在？两国作者群在结构上的异同何在？作者在文学观念上的异同何在？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平行比较的关联点，观察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过程中的诸种特点。 启蒙者的设计:以梁启超和福泽谕吉为两国启蒙知识分子的代表，剖析两国儿童观现代转型的触发点，即近代民族国家对国民形象的建构如何带来儿童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如何体现在二者的作品中。梁启超和福泽谕吉对作为国民的儿童都有一个框架设计，两种设计间有相似，但二人的作品在体裁、内容的选择上，在主体性及对待传统道德的态度上有诸多差异。福泽谕吉所求学的绪方塾与梁启超所在的万木草堂象征性地启示了这些差异背后所存在的传统。 在教科书与杂志之间:以《梦学报》和《少年园》为代表，分析在现代学制建立的背景下，儿童杂志如何以教科书或教科书课外补充的形式，更新两国儿童的阅读结构。两本杂志都秉持“文以载道”的观念，杂志中开始出现叙事类作品，有些还具有娱乐气息。但两本杂志在杂志篇幅、文章数量等方面已经呈现出较大的落差，尤其在作者阵容上，两本杂志的动员能力迥异。在对待外来资源的开放程度上，二者也颇有不同。 叙事读物:以孙毓修和岩谷小波为代表，分析出版业的市场扩充行为促使儿童叙事读物从儿童综合杂志中独立出来这一过程，观察双方最初的儿童叙事读物体系的特点。双方既借鉴吸收了外来的儿童叙事作品，也使用了本国历史故事等传统资源。二人对传统资源的取舍标准有较大差异，折射出双方的儿童文学观的差异。作为最初为儿童创作叙事读物的作家，岩谷小波成为专业儿童作家，而孙毓修一直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编辑，显示出双方读者市场成熟度不同。 现代文学与童话的会面:以叶圣陶和小川未明为代表，观察叙事读物、通俗童话向文艺童话的转变。文艺童话是一个国家现代儿童文学正式诞生的标志，从通俗读物到文艺童话的转变背后是新文艺理论的出现。在日本，这是岛村抱月倡建“文艺协会”、推动《早稻田文艺》复刊的副产品;在中国，这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一环。叶圣陶与小川未明在背景及童话观上有诸多相似，但在二者的文学观念中，自我娱乐和社会责任的强弱分布不同。 从教科书，到课外综合读物，到叙事读物，再到本土文艺童话，中日两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沿此轨迹成形。以发展轨迹基本相同的日本为参照，中国儿童文学在创始期显露如下特点:重视伦理教育;回避怪力乱神的叙事资源;教育冲动压倒娱乐与抒情，社会责任压倒个人兴趣;作者阵容薄弱，理论的发起者往往不从事创作实践活动;后三者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质量不高的必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