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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写人为本，而人的生命历程不外“生老病死”四字；小说以叙事为要，而所谓人生大事也不外“生老病死”四字。这样，在小说创作中，疾病叙述时隐时现，占有一席之地。历代小说家不仅塑造了林黛玉等“病者”形象，而且还善于借助相思病、暴病等疾病叙述来结撰故事。在疾病叙述方面，《聊斋志异》别具特色，值得深入研究。
以往，有关《聊斋志异》的研究己日趋多元，人们纷纷从叙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各种不同视角切入。仅就叙事研究而言，整体叙事、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叙事方式、叙事修辞以及与其他作品叙事对比等话题，已多有人涉足，而从“疾病”叙事这一视角切入研究者尚不多见。
《聊斋志异》中的“疾病”意象，并非纯粹是人物生理疾病的投影，而是作家运用隐喻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幻象，其背后隐藏着某种功能动机。在《聊斋志异》艺术园地里，最引人注目的，除了众多艳丽多姿的花妖狐魅之外，即是批量赢弱多病的“书生”。作者善于以情意绵绵的“相思病”与措手不及的“暴病”为主要意象展开叙事。蒲松龄中的各种相思病、暴病都拥有独特的叙事功能。通过对故事主人公所患疾病的叙事，作者完成了人物命运逆转、故事跨越等叙事母题，创造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叙事效果，并扣人心弦地生成“新奇”式的审美情趣。
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以“相思病”为叙事意象者，屡见不鲜。李渔在《怜香伴》卷末收场诗说：“十部传奇九相思。”相对于明清传奇以及其他小说多写女性相思而言，《聊斋志异》以写男性相思为特色，如《连锁》、《黄九郎》、《阿宝》、《画壁》、《婴宁》、《白练秋》、《寄生附》、《葛巾》、《王桂庵》、《陈云栖》、《胭脂》、《晚霞》、《青蛙神》《阿绣》、《甄后》等篇什均借写男子备受相思煎熬来突出他们品格。其基本模式是，男子害单相思者总是一厢情愿，全然不顾对方的感受，病态地关注自我，陷入疯狂的痴恋之中，颇具当今心理学所谓的“自恋型人格”的某些特征。这些男子异乎寻常的非理性表演有利于形成小说情节审美之“异”。除了推动故事进程等结构功能，《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相思叙述一方面表明男性的痴迷与执着，并反射出女性之美；另一方面，从女性批评的视角看，蒲松龄的潜意识还是把那些美艳的女性修辞化为勾魂摄魄的狐狸精和小妖精。
与“相思病”叙述一样，“暴病”叙述也是古已有之。司马迁《史记》写人物命运，经常叙及“暴病而卒”，干宝《搜神记》等文言小说也时而叙及人物“暴病”，这些叙述大多尚限于交代人物归宿。《聊斋志异》中的“暴病”叙事的功能性突出。据统计，这类叙事大约有40篇，占整部小说总篇数的10％，形成“暴病”叙事模式，《梅女》、《武孝廉》、《小梅》、《鲁公女》、《僧孽》、《连琐》、《太医》、《岳神》、《霍生》、《乔女》、《窦氏》、《金生色》、《香玉》、《考城隍》、《聂小倩》、《泥鬼》、《考弊司》、《素秋》、《果报》、《齐天大圣》、《章阿端》、《阿宝》、《禄数》、《叶生》、《娇娜》等作品都十分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或用以制造惊奇，或用以跨越阴阳学相隔时空，或用来刻画人物。一句话，蒲松龄善于借助“暴病”叙事的“突转”来制造其惊奇效果。
在各种“疾病”叙事中，蒲松龄还以一个医生的眼光来审视世象，并通过对社会病症的把脉，寄托某种独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关怀。《聊斋志异》中的疾病叙事，不仅深蕴着作者的感情与价值判断，而且还寄寓了对荒诞与怪异、痛苦与辛酸社会病象的反思与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