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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纪》是日本的正史典籍,约成书于720年,是日本最早的典籍之一.全书用汉字写成,但其中约有305处"训读",即借用汉字发音来表记日语传承内容.该稿通过对《日本书纪》的"训读"进行归类、分析,揭示奈良时代日本语言文化的两重性.首先,通过对训读的研究,对于古代日本"上古"的划分,提出了新的见解.结合《古事记·序》对"上古"的界定,我们采用计量语言学的方法,通过对训读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事记》的"上古"是指仁德天皇以前,即以中·下卷的迄始为分界线;而《日本书纪》的"上古"是指绥靖天皇以前,即"神代"上下卷和"神武天皇"卷其次,再从《日本书纪》自身的言语观念表现上,进一步验证对"上古"的划分.结合考古资料及史学家的论证,我们发现:《日本书纪》的编写者有意含混了中国儒教传入的年代,把日本的"儒教天皇观"大胆地放在了孔子去世不久的春秋末期——《日本书纪》纪年的绥靖朝时期.从《日本书纪》卷四"绥靖纪"开始出现大量政治、道德、哲学抽象言语观念,这是文字文明产生以前的"上古"所不会有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一部分,其编写者在表现"儒教天皇观"时,使用的都是纯正的汉化思维言语观念表现.这同时证明了为什么《日本书纪》自"绥靖纪"开始,除万叶假名表现的歌谣外,训读越来越少的内在根源.最后,对"训读"按词性梳理成8类,发现:除少量的助词使用的是借汉字音的"音训"(仿汉语音读,汉义不变)以外,绝大部分都是汉日对译的"意训".这些"意训",在日本文化、语言史上,具有最早的《汉和辞典》的功能.不仅如此,从"意训"还可以看出《日本书纪》编写者的对比文化、对比语言的意识;通过这些"意训",可以进一步证明《日本书纪》所具有的两重性,即汉语观念、日语观念之间的对位而形成的"汉魂和化"的言语文化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