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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20多年的实践证明，渐进而有序的制度变革与迅速而稳定的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就通常所说的“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模式”，奠定了中国在下个世纪进一步前进的基础。 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这不是原有制度结构中某些个别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全面改造;也不是对现行制度规则的运行过程作边际上的微调，而是全部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根本变革。尤其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政府、市场之间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一论文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市场的互动关系。为了分析这三者互动关系，本文采用制度与行为分析方法。 对目前处于转变中的中国来说，现实中存在着三种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它是在推动现代化的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共是中国现代化的强有力的组织者、动员者和领导者。中共通过路线、思想来影响资源配置。中共通过方针、政策和中央的指示、决议、调查研究来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影响政府与市场，因而控制资源动员。笔者把这个现象称为全面统治力量（政治权力力量）。执政党的全面统治力量，决定了政府在实现它的职能，在完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赋予它的各项职权的过程中，是与中共中央执行系统的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是政府。以宪法而言，虽然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而政府是由全国人大产生的。但是在中国体制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共是委托人，政府是党的代理人。 第三种资源配置的力量是市场。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它通过市场化价格调整各种供求关系，并通过有序竞争，规范引导人们本能的寻利行为走向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目标。 本文的主要论点和总结如下: 第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市场化的途径选择。对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中共、政府、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的分析是以定性化和定量化为中心的整合动态性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只集中到政府与市场、党与政府的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整合是为中共、政府、市场的互动关系研究最合适的研究。 第二，.经过改革实践，中国市场化达到了某种程度，但之所以还没达到新的制度均衡状态，主要是因为中共、政府、市场之间利益和力量上的非均衡。制度非均衡不仅由于过去制度非分工所积累的历史性遗传而且由于中共、政府、市场之间互动模式的不存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中共与政府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变种，它们所采取的制度变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方式。 第三，市场化过程中，中共、政府都有各自利益关系。因而它们内部或它们之间很容易出现有些冲突的现象。中共和政府追求国家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但是党和政府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也追求自身的利益，由此会导致党和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与腐败现象。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均衡状态的出路，首先是在新的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上寻找的。就是说，制度变迁主体的多元化和它们的角色转换。对中共、政府、市场的各自地位与作用明确地划分非常重要。中共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均衡的决策者。政府是制度供给与政策创新的主导者。市场是通过有序竞争，规范引导人们本能的寻利行为走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操作者。 第五，经济发展与适当的中共、政府、市场的互动模式是如下:中共与政府关系是互助、互补和互动的关系;中共与市场关系是约束、激励和制衡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规范市场的主体和从寻利行为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个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