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席勒的经济思想研究——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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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在西占区和东占区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它们在美国和苏联的主导之下走上了政治和经济的重建之路。在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西德(指联邦德国,下同)经济快速复苏,联盟党(die Union)和自民党(FDP)政府获得巨大的声誉和威信。反观德国左翼政党一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虽然它在二战后正式恢复活动,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在几次大选中均告失败。选举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僵化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拒绝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为了使社民党尽快走出困境,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1911-1994)对党的经济政策进行了重新思考,在不断地反思和探索中逐渐寻找到了一条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新道路:自由社会主义(freilicher Sozialismus)。为此,席勒引入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us),对社民党的经济政策进行重新诠释,提出了“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的思想,将传统上认为互相对立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计划)融合起来,也就是将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自由竞争)和社会主义的诉求(国家干预)有机结合,从而构建起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席勒的这一思想不仅仅是他个人对经济发展新的理论贡献,同时还对社民党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写入了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之中,成为社民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纲领。这一纲领的颁布,标志着社民党实现自身的转型,为其打开了执政之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发生了战后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使得联盟党和自民党陷入执政危机,导致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1977,1963到1966年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政府快速垮台,随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社民党从此告别了十七年的反对党角色,席勒众望所归担任经济部长,新政府也寄希望于他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来克服联盟党施政的不足。而席勒自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他的经济思想于六十年代进一步升华为“总体调节”(Globalsteuerung)理念,并主导了他担任部长期间采取的经济政策。“总体调节”理念超越了其五十年代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在弗赖堡学派(Freiburger School)的秩序自由主义和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此条道路的实质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融入凯恩斯主义的元素,调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经济发展策略。他的此一理论发展比五十年代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更为清晰、具体,因为找到了将凯恩斯主义嫁接到新自由主义之上的具体方法,即在微观上继续坚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在宏观上强调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这种适度干预的“总体调节”思想被称为德国版的凯恩斯主义。  与其五十年代的思想相比,席勒在六十年代的“总体调节”理念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道路抉择的问题,而是要对联盟党奉行的“秩序自由主义”进行重新修正和发展。席勒以其巨大的声望推行他的经济理念,这使得席勒不仅在思想上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帮助联邦德国走出了经济衰退的困境。  席勒推行具有德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总体调节”政策,使德国经济顺利走出衰退,因此他也被誉为继艾哈德之后最出色的经济部长。席勒的经济才干也为社民党赢得了声誉,使选民相信社民党的执政能力。在1969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由于“席勒选民”的支持而赢得大选。1969年12月,社民党/自民党政府成立,席勒继续担任经济部长。1971年5月,席勒接替莫勒尔的财政部长职务,同时担任德国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故有“超级部长”之称。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建设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联邦德国也未能例外,由此扩大政府开支,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而这一做法严重背离了席勒适度、理性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总体调节”开始被滥用。在无法与内阁同僚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73年席勒毅然宣布辞职。在整个七十年代期间,席勒公开呼吁政府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回归到新自由主义上来。从表面上看,席勒这一做法与其思想和之前的经济政策相矛盾,其实正好说明了他并非一个教条的凯恩斯主义者,而是一个适度经济思想的捍卫者,并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和发展的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席勒的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次经济理念的更新都对德国的经济恢复、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他在六十年代期间提出的具有德国特色的“总体调节”理念并将其运用到相关的经济政策、法律实践之中,使德国经济体制具有更多的“社会”属性,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从此被打上了社会民主的烙印,被称为“开明的市场经济”。因此,如果说艾哈德和阿尔马克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奠基者,那么,席勒无疑是“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大厦最重要的构建者和完善者之一,为联邦德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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