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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也就是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用英国著名学者Susan Bassnnet的话说，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Bassnett& Lefevere，2001)。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这在翻译界可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对于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处理上，中西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大体上说可分为两派:一是异化，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为归宿;二是归化，主张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以往的翻译研究，中西方译学研究者都比较注重诸如翻译原则、标准、过程以及翻译方法等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以致于长期在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信达雅”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对于翻译的主体——译者、影响译者译事活动的因素以及译者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试图从翻译实践出发，以富含文化内容的文化专项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用描述的方法讨论了《红楼梦》两个著名英译本中译者在处理文化专项时采取的翻译策略和具体翻译技巧。两位译者在翻译文化专项时，体现出了总体上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霍克斯的“归化”策略和杨氏夫妇的“异化”策略。不同的总体翻译策略倾向似乎对具体的翻译技巧的运用有很大的影响。就《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而言，霍克斯更多的使用释义和增益等技巧和方法，而杨氏夫妇则更多借助于直译和加注法等。对个案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译者并没有把“归化”和“异化”看成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归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归化”。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文学翻译中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可能因素。 以埃文左哈尔和图里为代表的系统理论认为翻译策略的影响与民族文学以及文化地位在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强弱有关。作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然而，作者认为如果民族文学以及文化地位对翻译策略有影响的话，这种影响应该是间接的，主要通过译者这一中介发生作用，也就是通过对译者的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间接影响翻译的策略。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比如文化意识，文化倾向对翻译策略及技巧的影响更具直接明显的作用。译者千人千面，个性逦异。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取向决定了翻译策略及技巧的选择。因此作者认为研究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要结合翻译实践，从社会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等多方位、多角度去加以探讨，以使翻译理论具有广阔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