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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社会情境被视为主体行动的条件。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中国人职业生活的基本社会情境。吉登斯(1984)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总是既对主体赋能、又对主体造成限制，但是，社会结构的各种约束因素不像自然力量（例如:地震）那样迫使主体依特定方式而行动，它们不能无视主体做事的动机而独立地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面对同样社会情境，人们的表现会千差万别，而只有关注主体（个人或其他行动者），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才可能更贴近现实。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情境中，职业生涯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有些人维持着稳定的职业生涯发展模式，有些人在追求多变的职业生涯发展模式，尤其是与计划体制时期相比，职业生涯变动者在逐渐增多，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如职业生涯类型、职业生涯模式、职业生涯的稳定性和无边界性等重要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多元和动态的职业生涯趋向促使我们去关注代表社会发展新趋势的人群:在同样的社会情境下，他们为什么追求多变的职业生涯发展模式？他们是如何实现这种职业生涯发展模式的？职业生涯变动依循什么样的路径进行的？选择这种职业生涯发展模式对职业生涯变动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职业生涯变动在西方国家已然成为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在中国，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和传统的“重土难迁”思想的影响，直到步入新世纪普通大众才开始认识、关注和讨论职业生涯变动问题，而直到现在相关学术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针对中国就业人群进行的职业生涯变动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职业生涯变动目前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在经济日益开放、社会要求和谐的今天，研究中国人职业生涯变动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众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积极的对策和借鉴，特别为相关就业政策制定及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无边界职业生涯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在中国天津工作的472名职业生涯变动者的职业生涯变动调查问卷为经验证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寻了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中哪些因素对职业生涯变动产生影响，其贡献程度如何。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1)在职业生涯变动次数上，个人的社会联系状况对其有正向显著影响;户籍所在地、母亲的最高职业、从同学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对其有负向显著影响;受教育年数等人力资本变量对其无显著影响。 (2)不同的职业生涯变动方向群组在以下判别变项上差异显著: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数、业务能力、专业技术职称、配偶的最高职业。其中，受教育年数对职业生涯变动方向贡献最大。 (3)职业信息获得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性别;健康状况、业务能力;从家人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从同学获得帮助的可能性。 (4)职业获得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受教育年数、政治面貌、业务能力;从街道或劳动部门获得帮助的可能性。 (5)在离开上一个工作的原因上，受教育年数变量(β=0.437)作用最大。因为人职不匹配而离职的被调查者受教育年数均值最高（16.8年），因为不满意薪水而离职的被调查者受教育年数均值最低（13.4年）。对于离开上一个工作的原因，人力资本发挥较大作用，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较小。 (6)在选择现在工作的原因上，受教育年数变量(β=0.536)依然作用最大。因组织安排而选择现在工作的被调查者受教育年数均值最高（15.81年),因薪水满意而选择现在工作的被调查者受教育年数均值最低(13.26年)。对于选择现在工作的原因，人力资本依然发挥较大作用，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较小。 (7)在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上，受教育年数、健康状况自评;家庭的社会联系、参加了几个组织的活动、从工作单位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均具有显著作用。社会资本的贡献明显大于人力资本。 (8)在工作变动带来的后果上，个人的社会联系作用显著。而个人的社会联系又是在与户籍所在地、性别、环境适应能力、业务能力、母亲的最高职业、配偶的最高职业等变量的交互作用下对职业生涯变动结果发挥作用。 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比较来看，人力资本在被调查者职业生涯变动的方式、原因、方向上均发挥较大的作用，社会资本在这些方面只起到辅助的作用，或者说是人力资本不足时，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计划体制时期，人们较少的职业生涯变动（例如:依亲属关系的顶替接班、私下找互换指标的夫妻两地分居的工作调动）主要依靠的是由制度确认的社会资本;市场体制时期，随着学校教育、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等制度恢复常态，人们的职业生涯变动日渐频繁，其中，人力资本方面正式指标（如学历、专业技术职称）的作用日益凸显。可见，看似个体微观的职业生涯变动，背后却隐藏着以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文章最后提出了研究的局限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论文在以下三方面实现了创新: (1)把工作变动与个体生命历程结合在一起，以职业生涯变动为研究主题。把职业生涯变动分解成方式、轨迹、原因、结果。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口学变量、人力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对职业生涯变动的影响，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生涯变动模式奠定基础。 (2)用整合的视角考察了与职业生涯变动者关系紧密的情境因素，因为单纯从社会、个人、组织任一角度进行研究会把职业生涯诸多问题人为地割裂，难以找到贴近现实的答案。 (3)比较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职业生涯变动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由制度确认的人力资本在被调查者的职业生涯变动中起到主导的作用。我们发现，与计划体制时期类似，市场体制下的职业生涯变动看似是个人事件，制度却在其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揭示了职业生涯变动与社会运行机制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我们对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