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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针对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国内外PPP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PPP基本理论、PPP可行性、PPP实践机制三个方面,关于PPP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在PPP与财政的相关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且侧重于定性分析和可行性方面的研究,关于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理论推导还不充分;其次,由于国内PPP起步较晚,缺乏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多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再则,目前对国内外案例的研究单纯分析国内或国外,缺乏对比分析和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研究。在梳理PPP研究现状和实践状况的基础上,本文确定研究主题,计划从理论研究、历史沿革分析、实证研究三个方面论证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必要性。从理论研究方面论证PPP对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当期财政支出压力、提升社会福利的作用;从我国公共物品及PPP模式历史沿革方面揭示公共物品需求扩大与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从实证研究方面分析我国PPP申报并非以满足公共物品需求为目标、依靠政府付费的回报理念还未转变的实际问题;并在总结国内外具体PPP案例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采用PPP模式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相应建议。本文在理论研究方面,从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入手,将部分物品以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强弱进行渐进式罗列,细化物品分类;提出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充当生产者,提供某些类别的公共物品时,政府更适合充当安排者、管理者角色,由私人部门进行具体生产。分析了民营化理论的发展,发现虽然民营化存在利弊之争,但很多弊病是由于机制不完善造成,PPP模式在规模及影响力方面,都居于民营化的首位,由于其合作理念和共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化弊病,将社会资本用于提升社会福利。分析了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认为公共财政应是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财政,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宗旨并非一定要政府充当生产者角色。分析了共治理论的发展,政府和市场都是有缺陷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将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PPP模式将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优势有效整合,形成共同目标利益,是最能体现共治精神的一种实践探索。分析了目前对于PPP理论的利弊之争,发现争论主要集中于项目成功了能带来哪些益处,失败了又会产生哪些不良后果,都属于可行性的研究。在分析了相关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必要性的研究,分析发现代际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以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为前提,公共物品当期效用大于下期效用,意味着应尽早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PPP模式并不引起财政支出总量变化,只是将一次性的财政支出分散在整个运营期进行支付,能减轻当期财政支出压力、避免扭曲性税收;相对于政府负债,PPP模式能够引入竞争,使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趋向竞争性均衡,从而增加社会福利。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使公共物品呈现出排他性进一步强化、原有竞争性出现改变、无形化、全球化、界限模糊化的特点,并以一个新的视角,提出公共物品可以分为预防型公共物品、管理型公共物品和制度型公共物品,针对管理型公共物品,政府更多的是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协调,PPP模式则是政府进行管理、市场进行生产和维护的典型模式。本文分析了建国以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状况。改革开放前,城市实施单位制,由各单位负责本单位及家属的公共物品;农村地区由人民公社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呈现出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较低,由政府单一供给,公私不分、供给内容扩大化,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国企经营制度和财政制度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探索后,逐步稳定下来。分税制改革后,政府定位和职能更加清晰,明确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独立主体的思想,政府慢慢从经济建设中退出,从经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服务者和监督者。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发展,慢慢建立了公共物品和服务多元供给模式,公共物品的供给范围逐渐回归理性,公共物品的地区间差异形成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公共物品的诸多领域无法满足居民需求,在外资的引导下,逐步开展了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探索,社会资本主导、地方政府参与配合、缺乏相关制度成为探索阶段的标志。随着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我国PPP模式进入了试点阶段,政府开始尝试充当项目的发起方,中央政府开始逐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并陆续出台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和引导,虽然在推进过程中由于财力的变化,项目推进力度时高时低,但总体上为后来的全面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2014年以来,PPP进入大力推广阶段,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鼓励PPP模式,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并集中出台与PPP相关的配套制度。可以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和PPP模式发展的历史沿革发现,随着公共物品供给日趋市场化,PPP模式的应用也在逐步扩大。而公共物品需求不断增大与政府职能转变、地方财力有限的矛盾,则反映在现实国情的约束下采用PPP模式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对11715个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不同维度下发现了以下几方面规律:从申报地区角度分析,经济欠发达地区PPP项目申报积极性较高、项目识别率较低;经济发达地区PPP项目申报积极性较低、项目识别率较高;从申报级别角度分析,发现省、市、县三级中,项目申报级别越高,申报数量越少、识别率越高;从回报机制角度分析,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越大、承担风险越多的项目落地率越高;从运作方式分析,传统BOT项目申报意愿和执行数量最多;从项目所属行业分析,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类项目申报意愿和执行数量最多;从示范层级分析,示范层级越高,项目落地率越高;从东、中、西部地区各类项目执行率上分析,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这些规律说明PPP项目的申报意愿和项目执行率与经济状况、地区差异、所属行业、运作机制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采用多项指标的截面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法进行模拟测算,发现PPP的申报意愿主要受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影响,财政收入将引起PPP项目的申报投资额减少;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将引起PPP项目的申报投资额增加,与公共物品的状况没有显著关系,说明我国PPP项目申报的动力主要是财政压力,而不是公共物品需求。发现PPP的项目执行率与财政收入增量、回报机制、高速公路里程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显著关系,财政收入增量越大,项目执行率越高;政府承担支出责任越大、承担风险越多,项目执行率越高;公共物品现有水平对项目执行率有负面影响。实证研究论证了我国PPP并非以满足公共物品需求为出发点、依靠政府付费的回报理念还未转变的实际问题。本文从公共物品需求测算、供给理念的转变、供给管理有效性及合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多个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发现公共物品需求测算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都十分重视的一环,在难以准确测算公共物品需求的情况下,可变合同期限提供了一个平衡性较好的思路,促进参与者达成共识,减少双方博弈。政府和民众关于公共物品采用市场化供给的态度也会决定项目的成败,与民众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转变公共物品必须免费的理念,设身处地为民众考虑,将促进项目取得成功,实现三方共赢。采用PPP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手,否则将会把公共物品市场化变为公共物品垄断化,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提升供给管理有效性。仅有理论的支撑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保证PPP项目的成功,合作机制是实践中的关键部分,项目参与方清楚的了解各方的角色定位、责任义务、潜在风险、预期回报、项目灵活度和沟通处理机制是PPP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吸收案例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与我国国情相吻合的案例启示。最后,在PPP理论分析、历史沿革梳理、实证分析、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必要性的研究结论;从改变传统公共物品供给理念、准确把握公共物品需求、优化PPP项目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在分析本文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