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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礼法”思想是中国古代“礼法”思想的理论预设阶段，其中隐藏着后世传统“礼法”思想的文化基因。本文认为，深入理解先秦儒家“礼法”思想及其所蕴含的法伦理精神，不仅是人们把握秦汉以后儒家法伦理思想体系的关键，同时可为构建现代法律伦理学体系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在论文结构上，本论文包括导论、正文六章和余论，共八章。本文旨从法伦理学角度，以中国先秦历史文化为背景，以法学和伦理学为视点，以德、礼、法、刑的逻辑关系为理论前提，以先秦社会的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和宗法伦理等为基础，从天与法、性与法、情与法、德与法、人与法、中和与法等几个方面入手，深入揭示先秦儒家礼法的道德本原、人性基础、情理依据、德性根基、伦理主体、和伦理目的，全面彰显先秦儒家法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容。最后，从中国现代法律实践出发，对先秦儒家法伦理思想的总体精神予以归纳，并进一步以现代法伦理为视角，探讨先秦儒家法伦理的现代价值与转换。 在导论中，首先考察儒家法的内涵。通过对中西“法”观念的诠释与比较，并结合先秦法观念的特点，认为儒家法的含义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其次，探讨儒家法的性质定位。笔者基本赞同“伦理法”一说，但对一些论证理路有不同观点。再次，法的道德性是法的固有属性和永恒追求，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法与相应的伦理精神存在总体上的一致与符合。而儒家礼法的根本精神就隐含在宗法伦理之中。最后，论述了先秦儒家法伦理研究的意义。 第一章，天与法:礼法的道德本原。先秦儒家的本体论思想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思想。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天”不仅具有自然之义，也具有主宰之义、道德之义;“天”不仅是法律之源，也是道德之本原。“人”不仅是自然性存在，也是道德理性存在、人伦性存在、创造性存在。在儒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虽存在“相分”性，但更具有“合一”性。“天人合一”具体体现在天人合其序、天人合其性、天人合其德等三个方面。“天人合一”、“人道”效法“天道”是儒家思考天人关系的基本思维范式。 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立法伦理思想上的集中体现是“法天立法”。具体体现为:其一是效法自然而制定礼法。其二是效法天地四时之秩序而设立官制，即效法天道四时由三月而成、一年以四时而终的规律来制定官制。其三是效法五行之道而创立五刑体系。 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司法伦理思想方面的集中体现是“则天司法”，具体体现为:其一，体天地，“天赏”“天罚”。其二，则阴阳，“明德慎罚”。其三，法四时，“秋冬行刑”。 第二章，性与法:礼法的人性根基。以孔子、孟子和荀子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从人性论入手来揭示礼法产生与运行的人性根基，论证礼法产生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在人性论上，孔子的基本观点是“性相近”论。其“性相近”论具有性善论倾向。孔子认为，人们欲望的过度膨胀、合理欲求没有得到满足是犯罪的重要根源。因此，人们必须克制私欲、修养身心和遵循礼法，防止自己违法犯罪。 孟子认为，人性根于人心，心善即性善。人们犯罪违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放其“良心”，而为人欲所控制。因此，预防违法犯罪的基本路径是通过节欲寡欲、存心养心、礼法教化等来复得、保存和强化自己的良心，并逐渐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 荀子认为，本能、欲望、情是人性的基本内容，而人的本能、欲望与情皆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故人性在本质上恶的。但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实现“性伪合一”，而“化性起伪”正是通过发挥礼法的作用来实现的。 第三章，情与法:礼法的情理依据。从法律意义上看，儒家言说的“情”包含情性、亲情、常情和实情等含义。但儒家尤以家庭亲情为重，在立法上，儒家主张根据人们的亲情实际来创立国家礼法制度，即因情而制礼法。 在司法实践中，当亲情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儒家主张以亲情为上，遵循“亲亲相隐”原则。“亲亲相隐”原则的实质一种“权”，其目的是给以血缘亲情预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将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权力授权给家庭。在儒家看来，人情是犯罪构成的要素之一。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对于犯罪的认定除了依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须考虑人情的因素，即原情司法。为此，儒家主张血亲复仇、反对亲属连坐制度，并且有时违情即是犯罪。 第四章，德与法:礼法的价值基础。在先秦儒家礼法思想中，“仁”的基本含义是“仁爱”，其实现的方式是“忠恕之道”。在“仁”与礼法的关系上，一方面，礼法对仁具有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仁是礼法的道德心理基础，也是礼法因袭损益的根据。基于“仁爱”和“忠恕”思想，儒家在司法主张司法矜恤主义。 就“义”而言，其基本内涵是“宜”。在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中，“义”不仅是自我道德判断的标准，也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更是人们追求利益的指导原则。在“义”与礼法的关系上，儒家一方面认为礼以行义，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义行礼。基于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基础，儒家之“义”具有严重的等级性、身份性。因此，儒家礼法正义实质上是一种“身份正义”。 在先秦儒家礼法思想中，“信”是与“诚”、“允”和“实”等含义相近的范畴，其基本含义是“诚信”。在儒家看来，“信”不仅是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更是统治者为政的指导原则。在儒家礼法思想中，一方面，“信”是礼法的基础，礼法失去了“信”，便丧失自身的本质;另一方面，礼法是可信之道，是维护社会诚信的根本保障。 在礼法的适用上，儒家既强调德教，又强调刑罚。但在德教与刑罚的主次关系上，儒家则主张德主刑辅、先德后刑和明刑弼教。 第五章，人与法:礼法主体的伦理品质。在立法主体上，先秦儒家主张“圣”“君”立法”，具体体现为理想层面的圣王立法、现实层面的君主立法，以及矫正层面的暴君放伐。在司法主体上，先秦儒家主张贤人司法。儒家基于选贤任能和治人优于治法的思想，主张“惟良执狱”，即由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法官来进行司法审判。另外，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守法上，先秦儒家都主张以民为本，并提出了养民、富民、教民的主张，反对富而不教、不教而杀的牧民方式。 第六章，中和与法:礼法的伦理追求。“和谐”作为一种最高的伦理价值理想，是儒家礼法的伦理价值目的与追求。儒家“和谐”思想在法律上的重要体现之一是“无讼”理想。为实现这种理想，儒家主张“慎刑”、“慎杀”、“礼中”和“中罚”。“慎刑”“滇杀”的伦理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慎”德思想，而“礼中”“中罚”的伦理思想基础则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无讼”理想是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社会基础的。 余论，主要讨论先秦儒家法伦理的现代价值与转换。先秦儒家法伦理的总体精神是“亲亲尊尊”，并呈现出君主主义、人情主义、“身份正义”等特征。不过，先秦儒家法伦理中所包含的体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思想，比如整体主义、以民为本、惟良执狱、无讼等，仍然具有现代性价值。但是，先秦儒家法伦理只有在总体取向上实现从身份正义向契约正义、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从民本向民主的创造性转换，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成分才能为现代法伦理接受、吸收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