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中国政府正处于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外部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内部效应”的影响。中国政府也在经历着转型: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效政府”转变。塑造一个负责的有效的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政府的“承认型政治”,也需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而警察队伍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应该加强警察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使警察权的行使不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与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警察权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警察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国家权力具有双韧性一样,警察权既可以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的工具,也可能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服务于专制和暴政的工具；既可能在民主与法治的结构中良性运行,也可能超越民主和法治的结构而胡作非为。因此,在现代条件下研究警察权,必须引入宪政一法治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框架。国家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一直在两种宪制模式的相互否定肯定的交替演进中寻求发展,即国家是与社会一同生成与发展起来的。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不同的宪制模式下的不同国家中表现不尽相同,但是随着法制建设和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解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宪制时代。它已经超越了封建专制之下国家权力那种关系。这应当归功于启蒙运动,归功于把人当成目的而不再是一种手段,归功于宪法上对公民权利的重视。公民政治权利的扩展对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政治权利为公民获得社会经济权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互动的,社会整体的共同福利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两个目标所具有的公正价值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理由,民主政治的需要以及通过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以此获得经济上自由发展的能力为公民权利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当然,这种此消彼长的层层递进发展关系,都必须建立在宪政的模式之下,必须建立在法治的理念之中。
本文首先对论文的总体思路作概括性的描述；接着对警察概念进行梳理,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来澄清中西方语境中的警察概念；再次是借用用社会学的“失范”概念解析我国公安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然后以警察权与公民权的二元张力为切入点,提出了警察权控制的必要性与方式,同时聚焦我国的国情,对我国警察权控制的评估进行考察；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使警察权时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实然”的基础上对警察权的“应然”作反思,并就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改进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