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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在思想、伦理、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极大的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受各种目的的驱使,《论语》翻译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潮流而纷纷被中外人士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加工与创造。由于《论语》原文文本艰深难懂,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加之中外文化以及语言本身的差异,所以译者在翻译这部经典之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表现出了极大的译者主体性。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伽德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可谓是独树一帜。作为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西方世界广泛盛行的哲学和文化理论,它探讨的是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虽然他的理论主体是艺术作品,但艺术作品与译作的许多共通之处也使该理论能很好的解释许多翻译现象。随着译者主体地位的逐渐凸显,阐释学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阐释学认为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创造者。译者在阐释原文之时,会不可避免的将自己的价值观、思想、文化等带入到翻译之中。所以,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译者的思想观念。然而,要阐释译者在译本中的主体性发挥,就必须依靠具体的文本载体。所以,文章选取了两个具有典型性的《论语》翻译版本——理雅各版和辜鸿铭版。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了选题的背景、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写作意义以及简要介绍了《论语》及两个翻译版本。第二章引入了伽德默尔的三个主要概念“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域融合”。第三章以《论语》的某些例句为依托,详细对比了两译者如何选用不同英文对应同一个汉语概念,并解释了他们受目的性翻译、创造性叛逆和文化过滤的影响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翻译的原因。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两位译者主体性各不相同的产生根源。第五章作者阐释了自己对译本评价标准。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译本的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结论：那就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下,译者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对原本的某些信息进行添加、删除或改动等,以图翻译出一部符合自己某种期待的作品。所以,译本不是译者对原文的机械式模仿,而是在特定目的、特定阅读群体等影响下具有创造性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