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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报纸特别是民营报纸,在组织形式上,基本都沿袭了境外报纸的组织形式,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几大报纸,几乎均以企业形式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报纸逐步转变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了“事业单位”,享受“吃皇粮”的待遇,报纸不再为经济来源而担心。由此,报纸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纸逐步由“事业单位”逐渐转型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这次转型中,由于报纸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性没有丝毫改变。使得报纸不得不面临的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要做党和政府的喉舌,一边又是涉及生死存亡的盈利问题。正是在这种“喉舌”与社会经济组织的双重身份的交织之下,使得报纸在“企业”与“事业”之间摇摆。而这种不彻底的“企业化”,也进而导致了报纸的产权关系无法明晰,导致报纸无法具备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因此,报纸的企业化经营及相关的主观能动性并没有被实质性的调动起来。
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报业公司化是指按照市场规律经营报纸,以取得最大利润为主要出发点,使报业的综合竞争力(如社会影响力、盈利能力等)不断扩大,成为拥有相当资本的、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组织。
2001年开始,我国有关管理部门从就开始陆续出台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但正是因为报业属性的混沌状态,使得我国报业特别是综合性日报的体制改革,在文化产业改革纷纷启动甚至尘埃落定后,报纸的改革仍成为最后一块堡垒,没有被攻克。理论界也缺乏对报业体制改革的完整理论体系。本文作者结合相关企业理论与管理学理论,通过对报业体制改革的现有模式进行归类与分析,总结出了目前综合性日报的改革的模式,并指出,尽管这些模式的体制改革尝试各有优点,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作为2004年上海新闻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改制方案的执笔者,笔者在方案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深深感到了报业在现实改制中的困惑与迷茫。在随后的探索与调研中,笔者发现,那些试图以改制突围的媒体无一例外的都遇到了类似的难题,即便有个别媒体有所突破,也是采取了“曲径通幽”而非在政策“阳光”下的尝试。
本文通过对《新闻晚报》2004年经营(广告与发行)剥离成立上海新闻晚报经营有限公司以及2006年发行再度从上海新闻晚报经营有限公司剥离,并尝试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实践的分析,对综合性日报的改制的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倡导报业公司化的同时,笔者指出,改制不是万能的,我国报纸在启动企业化尝试近15年来,一些报纸的改制不但没有给报纸一双腾飞的翅膀,反而使得报纸经营状况更加恶化,甚至被宣告破产(如《惠州晚报》)。但这并非是公司制度本身的错,任何一种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要专业化、强有力的执行团队执行。因此,归根到底,“团队”不仅是目前体制下的报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公司化后的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