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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到2001年的中日经贸交往中，由于缺乏以各项法律为基础的制度化规定，因而两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即执政或对政府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政治家将自己的想法及决定转化为政府相关政策乃至法律性文件的政治因素。本文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选择五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首相执政时期作为分析的基本点，在分析中日经贸往来机制、政府间经济合作、民间投资、双边贸易规模及其结构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两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战略及政策、地缘政治及传统文化等非贸易因素、特别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态度与行动对双边经贸合作的影响，从而阐明30年间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之作用。
作为解决日美纺织贸易纠纷、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积极进行能源自主外交的日本政治家，田中角荣首相非常清楚中国在能源及市场方面的重要性，因而排除阻力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大平正芳首相是具有哲学头脑的政治家，而且敏锐捕捉到时代的变化，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及亚太地区合作构想，因而将中日关系提高到战略层次认识，并为此积极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直接推动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提倡“战后政治总决算”，并在内政、外交、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力实施改革，加强日美同盟的军事性质，同时为提高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大力增加对外经济援助，由此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竹下登政权不仅大力加强对外经济援助，也开始在文化领域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中日经贸关系也因此获得急速发展；桥本龙太郎政权时期强化日美同盟，将其落实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和《周边事态法案》，因此，尽管中日经贸关系在波动中继续发展，但也受到安全领域摩擦与冲突的影响。在相应的各个阶段，中国实施了外交战略转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完善外商投资环境等政策，不仅使中国经济获得急速发展，也推动了中日经贸合作的迅速增长。
论文的基本思路是在每章第一节概述特定时期中日经贸合作的具体内容及特征，在第二节分析日本方面的政治因素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其经贸体制的问题，第三节分析中国方面的政治因素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其经贸体制的问题点，在终章里全面总结从缺乏制度性保障到逐渐制度化的30年中日经贸合作的特征及其经验教训，即逐渐制度化的过程，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从情感性向理智性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