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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资本投资及配置效率在微观上反映了企业未来创造价值的潜力，在宏观上又能够体现外部经济制度环境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作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大幅变化，政府针对此种变化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正向或负向的外部冲击，这为深入考察政府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以及企业决策者在动态环境下的财务行为选择提供了契机。 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资本投资及配置效率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作用却始终被摒弃在微观模型之外，导致研究微观经济的会计和财务学术界与研究宏观经济的政府政策学术界之间存在严重的割裂。之所以造成经济周期、政府政策等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在微观企业财务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中的长期缺席，主要原因在于:古典自由主义与MM资本结构不相关理论、实际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凯恩斯主义模型以及他们融合而成的广义经济周期模型(General Business Cycle，GBC)，均不认为金融和信贷市场等对实体经济会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下，经济周期和政府经济政策等外部变量可以通过市场内化为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外部变量本身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直接影响较弱。 然而，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资本市场远没有达到强式或半强式有效，企业外部融资长期依赖于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特殊的制度环境造成经济周期和政府经济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乃至企业财务行为都具有重要的直接冲击效应。尤其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计划，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调控政策无论从影响力度还是影响范围都是举世瞩目的。因此，在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变化的大环境下，基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研究政府经济政策对企业资本投资活动及配置效率的影响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通过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以及不确定性理论、宏观总需求理论及供给学派观点，本文构建了宏微观理论对接后的研究框架，相继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实施的货币政策调整、需求刺激政策、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资本投资及配置效率的影响。 以上在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四大主要经济政策之间具有鲜明的逻辑关系。总体层面上，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数量和价格两类工具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但并未起到引导资金进入相关领域的作用;在银行等部门参与后，需求刺激政策起到引导这些资金进入相关行业的作用，而政府投资是其主要形式。因此，货币政策调整和需求刺激政策之间是资金放出和资金使用的关系，二者以总需求调整作为政策目标，目的是抚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增长。在结构层面，产业振兴规划主要通过政府定向补贴和政府精简行政审批等手段实现调整产业结构、激发市场活力的目标;类似地，增值税转型改革聚焦于制造业企业的再生产环节，并试图降低企业运营和投资成本，激发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参与程度的热情。因此，产业振兴规划和增值税转型改革之间是互补配套的关系，前者是政府从产业角度给予的支持，后者则是从单个企业角度提供的支撑，且二者都以总供给作为管理目标，目的是针对结构性问题，为经济长期增长注入动力。 本文将考察金融危机期间不同的政府经济政策对企业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而如何有效的利用特定资本投资行为对某一政策的反应特征和敏感强度，来揭示此政策对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成为本文在设定主要实证章节研究目标时最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实证章节如下: 利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既能够反映企业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又能够体现内部现金流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灵活性特征，考察了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投资行为及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强于民营企业。货币供给量越大，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弱，且对融资约束较强企业的影响更强;货币价格越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强，且对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的影响更强。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国有企业配置效率，对民营企业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货币供给量越大、货币价格越低，企业配置效率就越高，但货币价格的影响效果更显著。 利用“投资规模偏离”能够反映过度投资倾向及程度的规模性非效率特征，研究了需求刺激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偏离及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需求刺激政策显著提高了政策敏感型行业的投资规模，并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强于民营企业，对地方国企的影响强于中央国企;需求刺激政策整体加剧了政策敏感型行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此结果在地方国企样本下更明显，但刺激政策却使民营企业产生了投资不足倾向;当地方国有企业处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处于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在刺激政策影响下，过度投资倾向和过度投资程度都导致了配置效率降低，投资不足倾向则维护了配置效率;无论是在政策影响的短期还是中长期，上述结论均成立。 利用“资本投向”能够反映企业选择投资类型和投资替代倾向的特征，研究了产业振兴规划对R&D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行为及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振兴规划在整体上提高了企业R&D投资规模和R&D投资强度，但这种影响的长期效果减弱;在产业振兴规划影响下，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增加的R&D投资更多，国有企业增加的股权投资更多，固定资产投资在产权性质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同时，东部地区企业股权投资增加更多、固定资产减少更多，西部地区企业固定资产增加更多;十大产业内企业的R&D投资在短期内的配置效率较低，而在两期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配置效率;固定资产投资在短期内降低了配置效率，股权投资对企业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明显。 利用“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能够从代理理论视角揭示税收制度变迁的微观效应谜题之特点，研究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及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投资规模不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反而显著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缓解效果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后的长期强于短期、国有企业强于民营企业、高成长企业强于低成长企业;在转型政策影响下的前期新增投资对企业配置效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以上结果说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影响主要源于对企业价值（或投资项目净现值）的提升效应，故而支持了新增投资假说。 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本文不仅为公司财务领域的经典投资问题（如: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国有产权配置效率;R&D投资与企业价值;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提供了来自宏观视角的证据，也为宏观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如: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基础。现实意义方面，本文不仅为探究经济下行压力存在的原因提供了微观解读，为政府完善政策制定、提高施政效率提供了具有价值的证据，还为企业选择适应于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策略提供了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