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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制度十分独特，它没有全华中统一的财政经济机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是，在华中局的指导下，由各根据地分别进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才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财经制度，各根据地在制度执行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 为了培养良好的税源，也为了争取民心，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就是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引起了地主的反抗。1942年以后，中共中央放弃了减息政策，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减息实际上成为减租的一种陪衬，华中地区的高利贷依然存在。减租使得佃农的生活有所改善，对自耕农没有促动。减租对农业生产的推进作用不是很大。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抗日民主政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也由于采取了“运动”的发展方式，大生产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有限。在农业方面，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发展生产过程中，普遍出现了用政治路线取代经济政策的现象，在组织互助组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追求形式，不讲实效。所有这些，都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华中抗日根据地纺织业的发展也走上了一条只顾速度，不顾质量的发展道路，后来虽然发现了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可是抗日民主政府依旧强调加快发展速度。直到抗战结束，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日用品工业方面情况较好，政府干预较少，发展也比较顺利。工业的发展，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不少工业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工业品紧缺的压力，但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华中抗日根据地还无法摆脱在工业品方面对沦陷区的依赖。所以，发展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就显得至关重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商业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根据地商业的繁荣，不仅为根据地军民带来了充足的物资，而且为抗日民主政府提供了可观的税收资源。相对而言，商业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取得明显成绩的领域。 在培养税源的同时，抗日民主政府采取措施筹措抗战必需的经费。在根据地的草创时期，新四军曾经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征收工商税收，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后，收税便是其主要职能之一。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华中各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税收制度。由于工商税收不够稳定，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不久就开征田赋、公粮，由于田赋是传统的国家正税，华中民众有交纳的习惯，而对交纳公粮则认为是临时附加税。为了有效地征收农业税，同时也是为了规避风险，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实行田赋征粮和粮赋并征，此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华中抗日根据地早期的田赋、公粮征收中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导致了征收中的严重不公，进而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为了搞好征收工作，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都进行了土地复查，经过艰苦努力，华中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征收，逐渐趋于公平、合理。经过努力，农业税成为各根据地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为了保证根据地经济的稳定，抗日民主政府展开了金融保卫战，通过金融保卫战，不仅使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以稳定，而且使得抗币成功地取代法币成为根据地的本位币。抗币本位币地位的确立大大地加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独立性。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华中敌后抗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几年的努力，华中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就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军费支出一直占有最大的比例(一)通常占70％。最小的比例也达到了50％。党务费用、政务费用的比例也比较高，尤其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党务费用、政务费用的比例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经济情况的好转，另一方面说明了政权机构以及党务机关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地民众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从负担比例来讲，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不仅粮赋负担加重，而且，还有许多名目的附加。根据地民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反弹。在财政支出方面，还可以看出，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在生产建设中的投资比例很小，通常在1％以下，有的根据地甚至根本没有投资。从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民众负担情况来看，华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最主要的就是为抗战提供足够的经费，经济建设的目的是直接为战争服务，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众生活的措施，实际上还是为了调动华中民众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抗战服务，改善民众生活是目的但不是主要目的，改善民众生活是目的更是手段。因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本质上讲就是军事后勤经济。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为复杂的经济环境——远比华北抗日根据地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尽管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存在种种不足，但是毕竟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经费。总的来说，除了个别根据地资金短缺外，绝大部分根据地经费都比较充足。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挥了武装力量无法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