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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可以说,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作为一种冲动几乎无一例外地、或隐或现地、有意无意地贯穿在每个关心生命的人的人生历程当中。问题虽一,但答案各异,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生。面对这一问题,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为这一问题寻求解答。在这支庞大的求索队伍中,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趣味主义就是他交出的答卷。在梁启超的全部思想中,趣味主义无疑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得宽广、深远。因此,要真正走近梁启超,必须了解其趣味主义的精神。本文就是对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思想的研究和探讨：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这个选题的意义以及梁启超趣味主义思想的影响力。第二部分从时代背景的展现和个人心路历程的转变阐述梁启超趣味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脉络。救国心切、爱国情热的梁启超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企图借助文艺来改造社会、净化人心、建设新文化,但由于对文艺的错误认识遭到失败。辛亥革命和“一战”的刺激让梁启超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辛亥革命使他从对政治的依赖转向了对文化的信仰;“一战”使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从而开始了他对于人本身以及人生意义的关注。第三部分阐述趣味主义的思想内涵。本文从“趣味”说的溯源梳理出中西美学史中“趣味”说的演变历程,并整理出梁启超自己对于“趣味”的理解,最后以“创造主义”一个概念对趣味主义思想做出概括,并指出趣味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而且还是一种人生境界。在第四部分。本文通过“破成败”、“破得失”两个环节,论述了如何达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创造境界。梁启超认为,成败念和得失心是阻碍人进行自由创造的两大心理障碍,因此,要做到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无拘无束的创造就必须破除成败念和得失心。为此他运用儒、道、佛、柏格森以及中西方各种理论资源来粉碎这两大心理障碍。如果说前面的二、三、四部分着重“述”,那么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则着重“评”。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思想放到整个生存美学的背景下进行关照。既然是评价,就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生存美学。所谓生存美学的界定是以西方哲学史上对于本体也即是对于“存在”的界定为标准的。本文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于存在的理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泰勒斯到笛卡尔,将“存在”理解成为某种抽象客体并将其本体化,这是第一阶段：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将“存在”理解为某种抽象主体并将其本体化,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海德格尔到现在,将“存在”理解为和“本质”、“实体”相对的“去存在”。本文所界定的生存美学就是建基在第三阶段对本体的理解上的美学形态。在这一标准的关照下,本文认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有三个缺陷：一是对人是自由创造这一点上的论述略显单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二是在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上不够彻底,甚至有些论述自相矛盾；三是在论述趣味是创造的动力时,并没有对趣味的根源作更进一步的追问,也没有对“自我”这一概念做清晰地界定。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是在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矫中西文化之弊的基础上结晶出的一个思想。对于中西方文化,梁启超既有继承和吸收又有超越和突破,正是这些突破和超越使得他的趣味主义人生美学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用性品格的有力冲击,从而具有一种飘逸轻盈的超越性品格,而且也是对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阴郁品质的修正和改造,从而显出一种昂扬乐观的积极姿态。本文认为正是超越性和悦乐性这两种品格的完美结合使得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美学既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生存美学,从而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