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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惯用之术,历来被视为驭人治国的重要权柄,宋代亦然。宋朝赏赐类型多样,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规模最大,对国家财政、官员经济生活有着重大影响。宋朝赏赐类型大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赙赠的管理机构、法令、对象及物品均呈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特点。举告赏赐广泛设立于刑事犯罪、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相关制度细密而规范。贡赐贸易的基本原则仍为“厚往薄来”,回赐中的额外赏赐数额较大。宋朝注重军功赏赐相关制度建设,赏格更为完备和详尽,评议过程和管理更加系统和完善。宋朝赏赐物品有质的变化。主要赏赐物品的比重发生根本性改变,钱币、白银的使用开始超过绢帛,而绢帛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章服赏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并呈现出渐趋泛滥的趋势。宋朝国有土地数量大幅减少,赐田规模不及前朝,来源趋于多元化,但仍以国有土地为主。北宋初年宅第赏赐的政治色彩浓厚,赐第产权问题较为复杂,随着受赐对象的渐趋增加,至中后期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宋朝赏赐所用的农畜产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米、麦取代粟,羊取代马成为发放数量最多的农畜产品。宋朝赏赐物品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旧品种的渐趋消失及新品种的出现等方面。宋朝各级文武官员享有优渥的经济待遇,受赐时机和场合超过前朝,这种厚遇一方面使得宋朝涌现出一批以国事为己任、在国难当头敢于担当的官僚士大夫；另一方面使得宋朝官员经济来源趋于多元化。宋朝对宗室、外戚一向防范甚严,不许其染指实权,而偿之以丰厚的物质利益。归明、归正人是宋朝重点安置的特殊群体,为吸引更多的人归顺,宋朝在政治、经济上多给予厚待,或迁官进爵,或赐以钱物。宋朝皇帝大多崇信宗教,对僧寺道观的赏赐往往能反映出皇帝对宗教的态度及政策,同时对宗教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宋朝物质赏赐的显著变化折射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赏赐标准的若干变化顺应了时代需求,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进步是宋朝推行赏赐的物质基础,而“三冗”局面及窘迫的财政状况又成为影响其发展的掣肘,自北宋中期始政府开始限制物质赏赐的规模。物质赏赐在宋朝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强化了君主专制,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尽管如此,宋朝物质赏赐仍存在着诸多弊端,赏罚不公、赏重于罚是其中最大的问题,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是弊端产生的重要原因,由此给宋代社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