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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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与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并在短期内具有不可逆转性。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培育新人口红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其中基于人口红利理论基础的性别红利脱颖而出。性别红利即在性别平等的前提下实现占据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解放和力量的发挥,用高质量的性别平等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改善。性别红利释放的核心要素是女性人力资本,只有具备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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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与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并在短期内具有不可逆转性。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培育新人口红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其中基于人口红利理论基础的性别红利脱颖而出。性别红利即在性别平等的前提下实现占据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解放和力量的发挥,用高质量的性别平等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改善。性别红利释放的核心要素是女性人力资本,只有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才能创造高质量的劳动参与及社会参与。而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是教育获得,因此教育获得均等性与教育性别差异消除是我国追求性别平等、激发性别红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本文首先对性别平等中的教育性别差异GPI指数进行测算,综合考察我国各教育层次的教育性别差异发展趋势;其次,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五年样本数据构建有序Probit模型探析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并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模型分析个人特征禀赋、隐性歧视等因素对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贡献程度;再次,基于前文的研究结论分析女性人力资本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当前制约性别红利释放的因素剖析;最后,回归到人口、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和“人口红利”趋于式微的现实背景下,为如何进一步发挥女性的人力资本禀赋优势及其衍生效应,释放源源不断的性别红利惠及社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对实现性别平等和形成新人口红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各教育层次的教育性别差异都呈明显收敛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层次教育性别差异收敛速度最快;（2）家庭背景、个人努力、户籍、出生年份以及地区都对教育获得存在影响,其中家庭背景较好、个人努力、非农村户籍、出生年份较晚、位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群体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更大,且这些因素对男性教育获得的正向影响效应小于女性;相较于父亲,母亲所拥有的资源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对于子代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3）随着女性受教育层次的提高以及时代的发展,隐形歧视对于女性个人发展的阻碍作用愈加微弱,同时教育上的个人努力也极大程度抵消了性别歧视的影响;（4）国家通过外在法律政策实施、内在潜移默化观念影响双管齐下推进女性教育获得均等化,致力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5）教育获得均等的实现及教育性别差异的缩小使得女性人力资本禀赋得以提升,推动女性实现更好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参与,在完善女性自身的发展同时衍生出更多的经济效应;（6）当前我国性别红利的释放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在性别平等视角下实现性别红利的充分释放需要治理体系、劳动力市场、经济结构、教育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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