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2000年以后,约有三亿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经济发展带动人均收入显著增长,而伴随住房市场发展,城市生活垃圾丢弃量也逐年增加,垃圾围城现象愈发严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正逐步提高焚烧处理在垃圾无害化处理中的比重。而欧美国家率先普及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集能源恢复和温室气体减排的优势有望在中国大范围推广。由于技术差距,国内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本身存在着排放超标、爆炸的客观概率,但是政府公共管理存在的诸如过分关注经济因素、缺乏风险交流等弊端加剧了民众的邻避情绪。民众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可能会夸大其对于焚烧发电技术发生事故的风险感知。设施选址抗议屡见不鲜,反映了民众过度感知的风险会引致社会成本。其一为焚烧发电设施因民愤而停摆导致的设施净效益减少,其二为对于住房市场的负外部性。考虑到这种社会成本,政府应该付出努力来减少民众夸大的风险感知从而增加社会福利。鉴于民众风险感知在政府能源选择中的重要性。本文构建了社会成本模型,以深圳市垃圾焚烧发电的CV(Contingent valuation)问卷为数据支撑测算了居民风险感知的决定因素、如何影响设施扩建、支付意愿以及衡量政府所付出边际努力的非市场价值。结果表明,居住状态、家庭收入、居住距离等特性会影响居民的风险感知。同时拟合的风险感知显著降低了设施扩建被赞成的概率,边际效应约为8.8%。享乐模型结果表明这种夸大的风险感知对于临近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显著造成了扭曲。最终,通过构建设施扩建的净效益模型,量化了政府为了使个人福利最大化所付出努力的边际成本,大小为4396-6291元。结果论证了将居民风险感知纳入考虑的重要性。同时从个人选择层面量化居民邻避情绪的非市场价值,利用样本选择模型获得居民风险感知对其支付意愿的边际影响。与政府决策相比,突出了市场化选择下较低的成本,但是存在着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