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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创建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大经济特区并随后在大连、青岛等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设立首批经济开发区。三十多年来，中国依托经济开发区形式泛化的各类经济园区，走出了一条改革试验、扩大开放、培育产业以及触发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经济园区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特殊空间载体，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和多轮整顿调整渐次涌现，塑造了中国“园区经济”，在加快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有力支撑了中国奇迹式增长。随着21世纪初中国入世和中国走出去战略提出，中国园区经济走向国际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在早期企业海外园区实践启发下，从2006年开始先后在赞比亚、泰国、柬埔寨、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非洲及欧美等地分两批设立了19个经贸区或工业园区，其中建立于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促进非洲结构改革方面成效显著而获得了国际社会赞赏。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后发国家竞相效仿设立经济特区或积极寻求与中国园区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与中国园区经济的勃兴形成对照，全球经济园区虽然在现实经济中长期普遍存在，但其发展绩效和政策后果表现参差不齐，并持续引发经济学理论及经验研究方面的质疑和矛盾。由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视野下系统总结和反思中国园区经济特征、实践经验、经济后果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既有助于搞清园区经济发展演化和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也可进行中国园区经济发展绩效评估，并且为国内外新环境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园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针对中国园区经济绩效和转型升级这一研究命题，本文总体按照历史与现状结合、国际与国内兼顾、理论与实证统一的研究思路，沿着“文献回顾——发展现状——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分析”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 第一，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全面和系统地回顾总结。划分为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国际组织专题研究三个部分:理论研究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角度梳理发展园区经济的理论依据，经验研究分别回顾总结国外园区与中国园区绩效研究进展情况，国际组织的园区专题研究极大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还表明中国园区经济绩效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开放性命题。 第二，在发展现状部分兼顾国内外情况，一方面勾勒全球范围经济园区的发展全貌，展现欧美先发国家园区演进和主要区域最新动态，揭示全球经济园区浪潮兴起动因和发展趋势，表明了经济园区由来已久和持续演化的典型事实;另一方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园区渐次涌现的历史发展过程，刻画中国园区经济形态与空间和产业分布，归纳了典型特征并指出绩效困境。同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设计分类指标，本文比较园区内外的总体绩效发现，在样本期间园区绩效高于非园区。 第三，理论分析部分，与中国土地制度结合，从企业成本节约和产业集聚外部效应内部化的角度，解释中国园区经济形式为何能较好地带动地区发展。建立理论模型解释园区规模和产出如何受到获得优惠激励企业的影响，揭示园区经济如何通过统一土地供给和优惠激励能够避免分散土地供给带来的协调失败和土地要价过高（攫取企业享有的溢出效应）阻碍企业入驻问题，从而加快产业集聚和增加地区产出，引申分析土地制度前提与中国海外共建园区遭遇的土地瓶颈问题。 第四，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及全国各地区开发区信息，采用实证方法分别研究了园区经济在影响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创新能力方面的不同绩效表现。补充文献关于园区经济绩效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及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不足，以园区为例丰富财政激励政策创新效果的研究结论，采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的方法来缓解遗漏变量内生性问题。 第五，中国园区经济需置身于全球一体化国际背景下谋求转型升级，所以政策分析部分考察了中国园区经济海外合作实践和绩效，论证指出中国园区出海走进“一带一路一洲”这一转型升级国际化路径，分析“一带一路一洲”国家意愿诉求和发展约束，总结中非共建经贸合作区实践，以上海为例分析“园区出海”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逻辑和对策。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结论和发现:首先，园区经济模式能够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某一地区由于龙头企业入驻提高了对相关企业的吸引力，企业的选址决策同时受集聚经济益处和生产要素（如土地）成本上涨的影响。结合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园区“统一规划、滚动开发”实践，从集聚空间外部性的角度的理论分析表明，园区经济情况下，通过统一土地供给和优惠激励能够避免分散土地供给带来的协调失败和土地要价过高（攫取企业享有的溢出效应）阻碍企业入驻问题，从而加快产业集聚和增加地区产出。这一角度的解释以及模型化尝试较为新颖。 其次，实证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园区经济改善了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创新绩效有限，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具体而言，与平均水平相比，开发区政策使得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概率降低了4.29个百分点，企业创新规模降低了5.22个百分点。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开发区政策对于大规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发现开发区政策对本地区企业没有产生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现有的研究忽视开发区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园区经济的企业创新绩效，是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并且，开发区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发现，以及从财政激励政策的规模偏向和相对较差的制度环境难以约束官员行为两个方面解释，对于解决财政激励政策效果的争论也做出一定的贡献。 再次，政策分析表明，中国园区出海走进“一带一路一洲”是“推力-拉力-助力”共同作用下的一项可行选择，一方面顺应全球增长格局和产业转移趋势，受到中国经济深度全球化和企业走出去内在推力影响，符合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国家战略指向。另一方面，中国园区出海受到外部拉力影响即满足东道国的意愿诉求，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借鉴中国园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突破发展约束和制度障碍，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同时，国际组织也助力后发国家依托经济特区实现发展。实践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家的园区经济合作已初见成效，也存在许多问题和风险。上海园区经济不仅具有全国相对领先的总体优势，还拥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在园区国际化合作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上海园区“出海”服务于一带一路是符合逻辑的现实选择，要作为战略抓手列入对外合作主要事项。 最后，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园区浪潮动态演化和扩散的过程，强调经济园区是世界普遍存在非中国独有的经济现象。20世纪50年代全球范围开始兴起经济园区建设浪潮，历经多半个世纪至今仍很活跃。全球经贸规则变化、不同国家发展策略调整及国际机构助力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共同推动了全球经济园区浪潮扩散。